第十四章 危局（第4/7页）

但是，两支大军先后接到多尔衮的命令，放弃战机撤回北京，让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这么好的机会，多尔衮为什么选择放弃？

直觉告诉我们，多尔衮的后院起火了！

纵观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南明将领有两个人，多尔衮在有生之年只遇上了一个。正是这个人在多尔衮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越烧越旺，初来乍到的清廷倏忽之间成了“铁板烧”。

点火之人，名叫姜瓖。烧起来的后院，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

姜瓖，陕西延川人，前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投降大顺军，五月李自成溃败，姜瓖杀守将张天琳后归附清军。

姜瓖刚刚归附清军时，将清军“报君父之仇”的宣传信以为真，擅自拥立代王后裔朱鼎珊，遭到多尔衮的严厉痛斥。七月十五日，姜瓖上疏“引咎辞职”，由于正值清军初入中原、笼络人心之际，多尔衮采取了宽宥、怀柔的政策。

背负这个“前科”在身，姜瓖在十月被调遣跟随阿济格西征时，表现得相当卖力，希望能够挽回影响。但是，次年七月被召回北京后，姜瓖又受到刚林等人的百般责难，被扣上“拥立前明宗室”的帽子，俨然是一出卸磨杀驴、秋后算账的把戏，好在多尔衮又没有深究。

刚林唱白脸，多尔衮便唱红脸，姜瓖被搞得心惊胆战，一方面对清廷言听计从，一方面又保持高度警惕。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清廷向“投诚”的前明将领发了一道谕令：“派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多尔衮这是想通过扣留人质来驾驭这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武将。

多尔衮认为，这既是一块试金石，又是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多尔衮没有想到，拿定主意要造反的人，哪里还顾得上儿子的死活？儿女情长、瞻前顾后，就算造反也难成大事。

这种把戏对铁杆投降分子比较管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未必适合，比如姜瓖。

其实姜瓖并不想造反，但苦于背着一个“拥立前明宗室”的罪名，又没有任何“结案”的迹象（一直“缓议”），随时都有可能被多尔衮提溜出来杀掉。

长期的恐惧，搞得姜瓖每天起床，都要先摸一摸脖子看看脑袋还在不在。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但是，造反需要理由，确切地说，需要导火索。没逼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愿意提着脑袋冒风险？

姜瓖忍了，但多尔衮却不能忍。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犯边，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多尔衮急调阿济格、博洛、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瓦克达（代善第四子）、满达海（代善第七子）等皇亲郡王率军赴大同，加强北边防务。

多尔衮做这样的安排，属于正常的军事调动，主要目的是防止喀尔喀蒙古从背后捅上一刀，干扰清军统一全国的进程。但多尔衮没有注意到，大同的姜瓖已成惊弓之鸟，清军稍有风吹草动，他都认为是冲着自己来的。

得知阿济格、博洛准备率大批军队进驻大同，长期生活在“死亡边缘”的姜瓖得出一个重要判断：自己的大限到了！——横竖是个死，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大干一场、绝处逢生！

趁着八旗大军尚未抵达、宣大总督耿焞出城巡视之机，姜瓖于十二月初三紧闭城门，处死耿焞的家属和亲信，正式宣布“易帜”。得知消息，耿焞逃往阳和（今山西阳高），阿济格急率大军于次日抵达大同城下。

姜瓖在大同起义，推倒了山西的多米诺骨牌。在山西各地，万练、刘迁、姜建勋、胡国鼎、魏世骏、白璋、韩昭宣等纷纷率义师响应。那位崇祯时期极不靠谱的李建泰，也在故乡曲沃组织义师抗清，并策动了翼城等地的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遍地开花的山西全境打成了一锅粥，甚至波及到陕西、甘肃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