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2/14页）

与之同时同地同姓的还有区申、区隆、区标等多股盗匪，而“区新为西樵群盗之魁”。[9]他们与邻近区县的其他盗匪如潘亚桂、陆畅、傅赞开、廖珠、廖隆等互相勾结，活动范围向四周伸展，尤其以西江一带为重点。加之珠江三角洲民风强悍，械斗不断，又地近港澳，军火走私历来严重，甚至有设店经营，以为图财之道者。如与顺德交界的南海沙头乡，“向有匪徒在该处私设铺店数间，暗中售卖军火，各乡械斗及盗匪所用军装，多在该处买来，最为地方之害”。因社会需求大，利润高，官府屡禁不止。[10]南海县境内多处地方，盗匪“明目张胆，各持快枪，结队往来”[11]。

1898年，清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督清乡勇捕治积匪，至其乡（区村）指名按捕，封其祖祠，押其绅耆，反为其族绅某京官贿御史揭参其勇扰民，遂撤差去”[12]。关于此事，《申报》的报道可以提供旁证：“水师提督何军门长清统带勇丁往各乡查办各匪，只以所部良莠不齐，遂致迭次肇事。去年南海区村劫案，乡人指勇丁所为，禀诸军门，未经准理。迨来省上控，大宪虽示明白批示，然未免不悦于心。近日九龙新辟租界，士人向英人滋闹，归咎军门办理不善，现已具折奏参，恐难久于其任也。”[13]则扰民不过是撤差的前因。

清军的剿办既然不能奏效，“于是区辛益纵恣无忌惮，召集至数百人，联络声势，复与其附近之著匪傅赞开合伙。傅固著名巨匪，老于盗中，为众盗所推服者也，从党甚盛，与区既合，自是恒窜扰于西樵附近九江、沙口、河清之间”。河清上接三水河口，直至西北二江，下通新会、顺德二县，与鹤山、高明两邑隔一水对峙，“实为形胜便利之地。区、傅盘据其间，控水路通衢，官兵至则他窜，绝不拒捕。若困之急，则又渡海窜入高明界。高明山岭丛密，官兵不能穷捕而退，退则彼又复回故处，故出没无常，商旅过者，必劫夺竟尽乃已”。[14]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结构，政府官僚体系相对简小，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与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的有效结合。一般而言，盗匪为脱离社会常态秩序或被社会所抛离的人群，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盗匪，则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地缘与宗族关系。他们并不完全脱离本乡本土，虽然在官军的压迫下不得不四处避匿流窜，原籍仍是其重要的活动基地，甚至往往是最后的藏身之所。其骨干和从众，多由同族同姓之人充当，大小头目更多是亲属。不仅如此，盗匪还以威逼或利诱等形式，利用宗族组织为其作掩护，与官府周旋。一些劣绅则乘机与盗匪勾结，在地方为所欲为，成为盗匪的合法护符。1898年何长清进剿反被区氏族绅控告扰民，可见宗族关系的庇护作用。

1901年，任南海县令的裴景福会同委员查办清乡，在西樵出示惩办当地某绅，指“近年沙东、区村匪徒猖獗，咸以大岗墟为巢穴渊薮，抢劫之案，日必数起，凡乡民趁墟卖丝买物，无论多寡，无不遭其拦夺。其附近各乡，户小丁单，家资殷实者，该匪探知，无不纠众行劫，纵横数十里，大小数十乡，真暗无天日，不成世界矣”。究其缘故，则因兴贤局某绅族大年尊，主局多年，案积如山，从未禀攻一匪，捆送一盗。其他小乡小姓，不敢与抗。乡民告则勒缴花红，若无花红，则将捆送前来的匪徒释放。以致民怨益腾，匪胆益张。后复以办团为名，开一票厂，聚集匪徒，纵之抢劫，回厂公然分赃。结果大岗墟生意较往昔锐减六成。官府只好拆厂换人，并将该绅之子拘押，以示惩戒。[15]

不过，盗匪势力坐大，引起直接利益冲突的首先还是地方士绅，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利，多数则受到威胁损害。1899年4月，南海西樵绅士以“四乡盗贼孔多，往往入黑杀人，风高放火，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日前大宪委派何军门长清，统带各勇下乡清查，匪徒即闻风远扬，然未几仍恣横如前，终未能根株尽拔”，“深恐首恶不除，终为后患，特来省具禀督宪称：有积匪区新、李昭、傅赞开等，匿迹邻乡，时思伺隙蠢动，求派勇剿除，以安闾里”。[16]。西樵局某绅被区新、傅赞开等率众滋扰，被迫逃至省垣，“禀请大宪拨勇前往弹压。大宪以刻下勇单饷绌，不敷分派，谕令回乡联合乡团练勇，以备不虞”[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