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2/15页）

此外，东亚同文会组织系统的渊源，也使之对广东格外注意。1898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其成员大都来自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他们始终重视对中国内陆及边远地区的调查，早在乐善堂时期，就以汉口为本部，在长沙、重庆、北京设立支部。东亚同文会在华各支部的设置及其区域划分，大体沿袭乐善堂的格局，五位支部长中，宗方小太郎和高桥谦曾分别担任乐善堂北京、湖南支部的负责人，其余三位支部长也均由乐善堂出身。

与同文会相比，东亚会虽然缺少在中国内地的组织系统，但成员中不乏具有志士气质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该会成员积极设法援助康、梁等维新党人逃亡海外，并允许流亡日本的康、梁入会。其中一些会员如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还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建立联系，介入广东地方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武力反清及勤王密谋。东亚、同文两会虽然尚未在广东建立组织，却都已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广东对全国的影响日益增长的趋势。

根据1899年3月改订的《东亚同文会会则》，在外支部设支部长一名，事务员若干名，其支部长由东亚同文会本部干事兼任；在外支部均由本部维持，而在华各支部则由上海支部负责联络。各支部隔周须向本部定期报告，遇有紧急必要事件应临时报告。在华各支部除向本部报告外，遇有必要事件，还应向上海支部报告。上海支部则应将该报告通报有关各支部。[9]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除高桥谦任支部长外，另派原口闻一为事务员[10]；原来任教于万木草堂、后任澳门《知新报》记者的田野橘次，实际上也参与广东支部的活动。[11]严格说来，该支部正式成员仅此三人。但按照东亚同文会的计划，要派遣若干名“广东留学生”，其资格为身体强壮，精神确实，高等普通学校毕业，懂英语，年龄在27岁以上。[12]所派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松冈好一等六人，均陆续加入东亚同文会为正式会员。[13]他们除承担学习粤语的义务外，所起的作用与事务员并无二致。

第二节　事业

根据东亚同文会的计划，在清支部主要举办以下事业：一、调查管辖区域内的各种事务。二、与清国人秘密交际联络，提携共济，举办实事。三、以支部为单位，各培养日本俊秀子弟十人，精通南北各地的语言情事，以备他日有用之选。四、适当地培养熏陶人数不定的清国有为子弟。五、在各形胜枢要之地发行报纸杂志，作为启发诱导的机关，成为清国舆论的木铎。[14]其中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方言一事，主要由上海支部和广东支部承担。

在政府方面提供的国库补助金落实后，1899年4月13日，东亚同文会召开干事会，议决选定清国派遣员和广东留学生资格条件等事项。[15]同年5月，在清各支部的支部长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井手三郎、高桥谦等人在上海会合，磋商各项事务并做好创办支部的准备工作后，即分别向就任地出发。[16]6月18日，东亚同文会在向岛八百松楼为原口闻一等四位清国派遣员举行送别会，会后各派遣员陆续出发赴任。[17]

在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负责的事务中，培养学习广东方言的日本留学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高桥谦的身份，即为留学生监督兼支部长。[18]按照最初的计划，该会与其他各在清支部一样，从本部领取创立费金500圆（重庆派出所为金300圆），而经常费为每月620圆，年度共7440圆，少于上海支部的8400圆，多于重庆派出所的1800圆。每月经常费的具体预算为：房租70圆，支部员津贴250圆（支部长200圆，事务员50圆），学徒培养费（10人）150圆，各项杂费150圆。实际上1899年度的预算仅广东留学生一项即达3850圆，除去500圆来华旅费外，经常费共3350圆，其中留学生给费1200圆（以每人每月20圆计，预算共5人，实为6人），监督津贴600圆，房租600圆，修学旅费、医疗费及预备费等共950圆。这一时期实际支出的“广东教育事业”费为3600圆，其中绝大部分应是用于粤语留学生。[19]也就是说，该支部预算的一半以上用于粤语留学生的培养及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