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平乱之后（第13/14页）

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

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

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

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

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

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

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

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

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