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已不可避免（第5/31页）

如果从道光皇帝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的这种应对，只能说他对英国人即将动武的认识非常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英国人来华的目的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做买卖，谋取经济利益，最多是多要些银子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塞和无知，使道光皇帝与发展中的现实严重脱离。然而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连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看清的问题，他却看不清呢？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创建八旗制度，做到了“人皆为兵，不啻举国皆兵”，大清铁骑驰骋萨尔浒，曾经震动整个北方。皇太极继承余烈甚至超过前辈，征服了蒙古和关外地区。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多年的多尔衮，促成了入关后大清第一代皇帝顺治的一统天下。后来康熙更是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以安定南方，又剿灭郑氏，控制东南沿海重要战略据点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了北方沙俄，进而打消其对我国东北的觊觎；三次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派兵入藏巩固了西南、西北边陲。雍正皇帝即位后，帝国再次展示武功，平定青海和硕特贵族叛乱，成功反击了准噶尔贵族的第二次叛乱，再次震慑沙俄的野心，划定了中俄边界。乾隆时代，大清的武功达到鼎盛，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四处用兵，号称“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这种显赫的武功在历史上印下了“有清以武功定天下”的结论。

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乾隆甚至是嘉庆时代，大清帝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显赫的武功不仅为帝国带来无上的荣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帝国高层的统治者们产生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之前，帝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带着这种自大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主观上的臆断，那就是大清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自身有着大黄、茶叶、瓷器等夷人没有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可以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

这种臆断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逐渐成为帝国高层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直接依据。到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历史上的“武功盛世”依旧陶醉着后继者们，令他们不时地去追忆那过去的辉煌伟业。

然而从今日的中国版图来看，当年大清帝国将近二百年的武功盛世，征战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本国之内，唯一与外国人交手的记录也只有沙俄，因此大清帝国的武功盛世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内战内行而已。

时过境迁，大清帝国18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恰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在嘉庆中期时，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内壳中空的“巨人”，这种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而且面对世界大势的快速变化，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在依靠祖宗们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们的雄才大略、气魄和品质。

我们不能否认道光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本人也厉行节俭，勤于政务，可是他的这种理想仅仅局限于大清帝国内部，还是一种建立在做好守成之主的理念之上。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道光皇帝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者，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先辈们那种自大、高傲的心理状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动用武力的反应是麻木不仁，无疑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在道光皇帝“边衅不容轻启”的理念支配下，当时除了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之外，整个大清帝国嗅不到一丝战争即将临近的味道。林则徐多次提醒皇帝陛下，希望广东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援，然而除了几道勉励做好广东防务的诏书之外，林则徐什么也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