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12/18页）

道光皇帝不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而且指示耆英，要公平地审理，决不能失去对百姓的宽容。至于英国人是否会满意，不必考虑得太多，也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态度，一切以不失民心为准则。他再次告诫耆英，一定要对英国人严加防备，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十二月七日（1848年1月12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关于黄竹岐村事件起因的奏报后，开始郑重其事地对英国人加以谴责，他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对自己的士兵加以约束，也不至于惹出如此大的事端，希望英国领事能够正确理解他说的话，应该想办法约束本国士兵的行为，如果不是正常的贸易往来事宜，就不要擅自进入民间田舍房屋。面对道光皇帝的态度，英国人最终选择了退让，宣布这一事件到此为止，同时也希望清政府能够教化民众，不要对英国人产生敌视情绪。

从上述两个事件来看，鸦片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当时主政的政府的失败，而并非中国人整体的失败。正是民众的力量，使得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看到，对抗英国人是一场旷日持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战斗，因此本就因为鸦片战争失败而内心悲愤的他，选择了支持民众的反抗情绪，并因势利导地限制英国人在大清国土上的肆意妄为。而他的这种态度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抗英国人事实上远没有结束，而且趋势由政府层面逐渐波及民众层面。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当时中国被迫睁眼看世界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民众的眼睛也已开始逐渐睁开，只是未来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这条道路是万分的艰难与曲折。

从中国近代史后来所经历的历程来看，每一次外敌入侵，最终都会演变成民众层面的主动抗争。这也正是应了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6. 反进城斗争

英国人到广东开展贸易已经多达二百年之久，按照旧制规定，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城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常常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异类的表现，是一种不平等待遇。《南京条约》没有针对这个事情进行有效的解决，而英国的历任领事也都曾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过进城的要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所以璞鼎查才在上文提过的河南地事件中，再次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进入广州城居住。

可是河南地事件最终在英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下放弃了争夺，所以进城事宜也就暂时搁置。但是英国人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进城事件”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便成为中英双方的矛盾焦点。

当时间进入道光二十五年之后，大清帝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之中。当然原因在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已经完成，各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暂时偃旗息鼓。按照有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该收回定海，于是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德庇时，以此大做文章，以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为借口，拒绝将定海归还。

十一月二十三日（11月21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奏报后，指示他：

……恐难免希冀请求。该督等唯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如此晓谕，庶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

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道光再次接到耆英关于英国人执意进城的奏报。道光再次谕令耆英必须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

（英国人）进城一节，非本条约所有……该督等仍当详晰开导，谕以即使准其进城，而民情究难相安。倘因事争竞，或致互有伤损，彼时若求代为约束，地方官断难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