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第8/16页）

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

此时此刻，仿佛天赐良机，使徽宗君臣这一帮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又不自知的不入流角色们，怦然心动。特别是童贯，多年西北征战，虽然有重大谎报军情、损失惨重之情事，但毕竟还打了不少胜仗。因之，此时的他，已经极度膨胀。很有可能，他已经在恍惚之中，看到那顶王冠就在伸手可及之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辉煌灿烂，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呢。

现实的屈辱感，也很容易理解：

臣子中支持联金灭辽的，很多人是出于每年五十万两、匹银绢的考虑。澶渊之盟，是在宋真宗军事上占据了较为有利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仍然约定，大宋帝国每年要向大辽帝国输送白银若干万两，绢若干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变着说法的上贡，一种花钱买平安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经过变故，这笔钱固定为银绢五十万两匹，年年如此。就此，辽国至少在军事上，对大宋的确是不大放在眼里。对于从来都是以华夏正统、天朝上国自居的帝国君臣，其屈辱可以想见。

大家能够谋取心理平衡的理由是，五十万两匹银绢总比浩大的军备军费来得便宜。而且想想看，即便花费了这些军费，人们却既承担不起万一战败的罪责，又承担不起战胜后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是以文制武基本国策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令大宋帝国君臣们相当痛苦的一个心结。

事实上，纵观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历程，不论是在此之前的北宋，还是在此之后的南宋，帝国君臣无时无刻不是在这屈辱与算计的两个极端中度过的。这一对儿可憎的双胞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顽劣乖张，丑陋狠毒，一点儿都不可爱，让生下他们的帝国君臣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操透了心。显而易见，在帝国传统之下，这个方程事实上确实无解。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这么困难的问题比较起来，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的念念叨叨，根本就是、简直就是、实在就是无病呻吟。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说明上述困境：

位居太宰的郑居中，很反对这次决定。太宰，是一个古老的官名。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主管家务和家奴，类似王室大管家一类。西周后沿用，仍然负责皇室内外事务，并在皇帝的左右襄赞帝命，有点类似但高于后来的内务府大臣；只有到了宋徽宗时代的一段时间里，才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实际就是左、右宰相。郑居中责备蔡京：作为国家元老，却不守信用，制造事端。百余年来，边境宴然，兵不识刃，民不加役。此次，假如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打胜了，也是蠹国害民之举。他侃侃而谈，蔡京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憋了回去。蔡京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无法忍受以大宋之强大，每年还要交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