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战后生涯（第2/9页）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