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枪口下的大师（第5/14页）

赵广陵接过名单一看，第一名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坊间的谣言果然不假。在一个压制人们自由表达、言论极端不自由的专制体制下，谣言常常就是预言，由不得你不信。他沉默了片刻，才神色严肃地说：“小三子，闻一多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我们民族的大师，也是我的先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到来，你会去抓他吗？”

没想到郑霁反问道：“老长官，难道你没有当过军人吗？”

赵广陵无言。中国的军队里从来就缺少有民主思想的军人。闻一多先生当年鼓励联大的同学从军抗日，就说过从军打日本人是重要的，同学们去改造国民党军队也很重要。闻先生也许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改造一支专制政权的党军，比战胜侵略者更困难。

郑霁又说：“老长官，你刚回昆明不久，不知道这边的行情。什么学生啊教授的，都是些共产党匪谍。不把他们肃清了，前方的将士如何安心打仗？”

看着自己老下属的那份认真劲儿，赵广陵瞬间万念俱灰。这个丧失了理智又专制独裁的政府即便打赢了内战又怎样？他从郑霁呼出的气息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们曾经一起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赴死前的片刻寂静；他们也曾经一同在腐烂的死尸堆跳跃滚打，身上全是血水、尸水和断肢残肉，那时他们的心是那样近，就像一个被窝里焐大的亲兄弟。他有了这些生死兄弟在身边，心中踏实而坚毅。现在，侵略者被他们打跑了，对民主的追求却让他们生分了。

在把民主当成只穿一天的漂亮婚纱的专制政权统治下，那些成天要娶民主为终生新娘、泪里血里呼唤她的人，是“盗火者”，也容易被官方控制的主流舆论众口铄金地说成恐怖分子、流氓、恶棍，哪怕是李公朴这样品行高洁的书生，闻一多这样学富五车的教授。自抗战胜利以来，坊间就充斥着对这两位先生非常不利的舆论，未经证实的传闻，从报纸上含沙射影的攻讦，以及从电线杆子到小巷口的东贴一张西贴一张的小字报，无所不及其能事。什么李公朴携带共匪的巨款来昆，目的是要组织暴动啦，什么闻一多在昆明号召万人签名要民主的运动，是受了共匪的操纵、为出风头博取社会知名度啦，以及李公朴先生和昆明某妇人如何纠缠不清，遭人打上门去啦，等等。政府当局又不敢诉诸法律，把这两位先生送上审判台，公开审判他们的“罪行”。他们更不敢不让他们讲话写文章，因为政府还在虚与委蛇地跟共产党谈联合政府，还在羞羞答答地跟各民主党派谈宪政步骤。一党专制的政府即便干的是婊子的勾当，但牌坊是一定要立的，哪怕这牌坊立得歪歪斜斜，满是污秽。他们自己没有了公信力，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民主是不需要的，也不准随便乱提。他们只是采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力图让人们相信，这些呼吁民主与和平的教授，是制造恐怖、颠覆政府，生活腐化，哗众取宠，破坏人们平静生活的动乱分子。他们将在美丽的春城实施爆破、纵火、暗杀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甚至连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世风日下、家庭不睦，都跟他们有关。

赵广陵和李公朴先生不是很熟，但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打游击时，经人推荐读过李先生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这本书里写了李先生在延安的见闻和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第18集团军敌后抗日的情况。当时身为国军军官的赵广陵并不以为然，甚至还认为李先生的书里也不无偏颇之处，他对同僚说：“我就是个书生了，李先生比我更书生气。”

这次从郑霁那里见到那份“黑名单”后，他凭超强的记忆暗中记下了所有的名字，然后立即赶到北门书屋，把那份“黑名单”交给了他们。那里面不少人都是他当年读西南联大时的教授啊，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让赵广陵很惊讶的是，李公朴轻蔑地抖抖那张纸，笑着对闻一多说：“闻先生，愚弟不才，虚列榜首，看来要比你先走一步了。”闻一多先生那时正在画第二天民主集会的海报，他用红色的颜料把“民主”两个字写得鲜红似血，对那份“黑名单”看也不看，“仆如 （　李公朴的号。），你去了，我给你开追悼会。如果你的血不够，我就来添上。我们的血还不够，自有更多的仁人义士。我就不信中国唤不来一个民主的政体”。李公朴先生踱步过来看闻一多先生的海报，颔首道：“嗯，民主不是黑色的，是红色的。在中国，这种红色有两个方面的寓意，一是代表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二是象征民主是要用鲜血去换取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份‘黑名单’算什么？今天我们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