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10/13页）

自1789年革命篇章的奏响，现代革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不断上演。后来的革命都会根据其具体目标而做出一些改变，每一次登场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它们的演绎，总会借鉴前一次革命的台词、动作、象征和戏服。这种借鉴往往会限制演员们的表现，就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的经典评论：“这样路德（Luther）戴上了圣保罗（Apostle Paul）的面具，1789—1841年的大革命也把自己装扮成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进行拙劣的模仿，而1789年则是继承了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55]但他们还是一贯地为其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每次试图抛弃旧的传统，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传统。如此，自1789年往后，一个有意识地不断积累的革命素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红线。[3]

因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名声，在任何革命的中心寻找内战的踪迹，似乎完全是“反革命”的。革命的反对者通常通过批评它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以此否认革命的合法性。但是任何试图推翻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行为都会有暴力，关于这点，没有什么变革可以使之合理化。因为如今内战被赋予了退步的含义，把它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似乎会弱化革命的解放意义和开启新未来的潜力。但是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创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即使是1789年最初的那些革命者，也将目光投向了罗马时期。之后的革命则是从1789年的革命中寻找灵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像美国的革命那样，是一个分裂脱离的过程。它也不是一个关于继承权的争夺，因为对波旁家族继承法国国王之位并不存在任何异议——有异议的是，合法统治权是应该在一个皇帝的手中，还是在国家的手中。那么，根据瓦特尔的定义，这可以说是一场超分裂主义内战吗？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法国在某个时刻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两个国家，彼此是在争夺最高领导权吗？当时，有一位持赞同此观点的学者，他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这位出生于爱尔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他的政治评论和在英国议会的演说而闻名。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他和托马斯·潘恩一样，支持美国独立运动。他也同样支持其他受压迫人们的反抗事业，比如爱尔兰和印度。然而在英国议会就法国革命的进程和后果进行辩论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持怀疑态度的预言家和非常激进的反对者。

伯克不仅同意潘恩的看法，认同美国革命的内在正义性，而且也认同他关于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场内战的看法。在《常识》一书中，潘恩提醒他的殖民主义读者，君主制内在隐含着战争倾向，他甚至长篇大论地讲述自1066年以来的内战，包括“光荣革命”在内，希望能让那些对英国帝制自鸣得意的读者清醒过来。但是，伯克对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的描述角度，则是维护君主制以及皇室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还包括皇室成员的生命不应该被革命所剥夺。在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中，他尖酸地写道：“废除国王的庆典”——

即使有也很少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不符合宪法。法律在武力中不能发声，当无法继续维护和平时，法庭与和平一同倒下。1688年的革命是通过一场正义的战争得来的，在所有的战争里，尤其是在内战中，这是唯一正义的战争。只有对于将战争视为必要的人们，战争才是正义的（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 [56]

为什么伯克会视“光荣革命”为内战呢？也许是因为，他是以爱尔兰人的身份在写作，而不是作为一名英国政治家。爱尔兰人的身份让他想起了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在他的土地上发动的武力冲突，以及对家乡造成的深远影响。（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威廉三世获胜，至今北爱尔兰的新教教徒们依然每年会举行纪念活动。）在这种想法下，两年后的他认为“光荣革命”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征服，这并不是夸奖的说法”。[57]他又或许是记起了英国革命的另外一面，在拥有武力和英国内部的支持者为后盾的前提下，外部的继承人进入英国要求继承王位。他毫无疑问同意瓦特尔的看法，认为威廉三世是正义地介入英国事务，来帮助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正需要他伸出援手。英格兰，也许还有大不列颠的其他王国，分裂的程度已经到了处在一场内战的状态了。只有忍受着暴君压迫的人民，才是唯一的正义方。因此，代表人民介入战争的威廉三世进行的是正义之战。伯克称，无论如何，1688年所发生的是一个例外，无法被复制。推翻一位君主无法用法律来规范，也无法按照权利来决定。这是一个关于武装的必要性的问题，因此是战争。又因为参与的双方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所以按照定义来看就是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