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遗产：一场“德国人的胜利”？（第2/5页）

对于许多普通士兵而言，滑铁卢的胜利可能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象征性的奖赏，但1816年的复员对他们而言则是一场新的挑战。他们许多人都岁数大了，无法开辟新的事业，其他人则由于这场战斗导致精神崩溃或身体残疾。比如可怜的步兵达伦多夫，就有一条腿被截肢了。对复原士兵及其家属的规定十分苛刻——他们必须证明其残疾是服役导致的。尽管如此，军官们还是尽其所能，每年从自己的养老金中捐出4天的钱，为遇到困难的前军团成员的孤儿寡妇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这个慈善项目由德高望重的军官组成委员会进行管理，直到部队解散之后仍然继续运作了数十年。在19世纪60年代，委员会中曾有一位C.F.冯·奥普迪达中校，他就是滑铁卢战役中那个奥普迪达的嫡系子孙。10

这些军官有权享受半薪，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普通士兵好，但他们也受罪不少。军团里有许多军官自杀，还有许多人年纪轻轻就离世了。例如，前第5线列营的克里斯蒂安·戈贝尔少尉，在滑铁卢战役12周年纪念日前两天“精神错乱，开枪自杀”。这很可能也是当年那场胸甲骑兵进攻所造成的伤亡，只是发作时间拖后了很久而已。同样惨遭屠戮的第8线列营有4名军官，也在1817—1818年的短时间内连续死亡。11第2轻步兵营的幸存者也经历了苦难。副官威廉·提曼在拉海圣受了重伤，而且他可能对自己没能管好巴林的坐骑这件事一直无法释怀，可能直到他1818年在汉堡离世之前，都没有真正放下过。格奥尔格·迈耶尔中尉在保卫拉海圣的菜园时受了轻伤，后来一直领取汉诺威军队的退休金，直到1823年3月逝于奥滕多尔夫。可能有荷兰血统的马略·托宾中尉后来去了南美洲西北海岸的苏里南，两年后去世。曾在拉海圣庄园内外的猛烈战火中都毫发无伤的伊曼纽尔·比德曼中尉于1836年10月在故国瑞士温特图尔附近的施坦胡德身亡。没有人知道，也许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英年早逝与那个漫长的下午所造成的创伤是否有关。12

多数人都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抚平了创伤。第2轻步兵营的许多军官享尽天寿，有的还特别高寿。与步兵林道配合得无比默契的约翰·德拉蒙德·格雷姆中尉在拉海圣受了轻伤，他生活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因其不莱基，直到1846年仍然健在，仍然很高兴听到别人叫自己“猪圈长官”。13乔治·巴林算是走得比较早的，他荣誉加身，于1848年7月以汉诺威军队中将的身份逝于黑森州威斯巴登市。恩斯特·奥古斯特·霍尔茨曼上尉比他的兄弟菲利普多活了37年，于1852年以少将军衔逝于德国北部城市哈梅林。乔治·弗兰克少尉在滑铁卢受了两处重伤，他于1816年晋升为名誉上尉，享受汉诺威军队的养老金，后于1857年8月在汉诺威的利本堡镇逝世。奥利·林丹上尉在拉海圣受了重伤，他直到1865年还在汉诺威军队的退休名单上领着上校的退休金。伯恩哈德·里夫库格尔中尉也在拉海圣身受重伤，他于1869年12月以少将军衔在汉诺威去世。

无论他们在拉海圣之战外都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第5线列营的一些军官也享受了愉快的晚年生活。爱德蒙·惠特利在伦敦的旺德罗比圣安德鲁教堂与伊丽莎·布鲁克斯结婚，生了3个女儿，后于1841年5月在德国西部的特里尔去世。当年随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队被派往拉海圣并在那里负伤的查尔斯·冯·维特中尉，于1844年年底以上尉军衔退休，领取汉诺威部队的退休金。和他一个连队的战友，查尔斯·施拉格尔中尉加入了新编汉诺威部队，担任近卫掷弹兵上尉，去世时已是上校军衔。让人高兴的是，奥普迪达的两个侄子，路德维希·阿尔布雷希特和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分别活到了1860年和1872年。勇敢的营助理军医格奥尔格·哈托格·格尔松见过的可怕景象比多数人都多，他在军团解散后去了汉堡，成长为综合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