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第3/7页）

政府的妥协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上升，而且破坏了政府与工商业的长期联盟，而这一联盟此前一直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为了平息劳工骚乱，政府屡次妥协，这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退让致使生产成本大幅上涨。高工资只是诸多问题之一。政府不能赢得内战是因为它要为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不仅是因为通胀本身，也是因为政府没能有效地降低通胀对人民的损害。这些问题包括：购买力普遍降低导致的需求减少，不合理的商业税和生产税，最后是1948年8月灾难性的改革。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终于无法忍受，开始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同一时期，工商业和普通民众开始用更具体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商业界和金融界拒绝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公众不敢把钱存进银行，四处寻找其他的投资方式——这种做法是很容易理解的。私人借贷机构毫不理会政府的规定，它们的利率超过了中央银行批准的最高利率。在实施紧急经济改革的1947年和1948年，商人们拒绝向城市供应商品，因为城里的市场价格受到了政府的限制。企业家热衷于囤积居奇，因为这么做比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和生产经营更有利可图。结果是生产下降、企业破产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总之，政府在经济上的糟糕表现导致了以下后果：工人运动重新兴起，并且不再受政府控制；1947年的经济衰退——失业上升的恶性循环；政府与工商界关系恶化；公务员的贪污腐化以及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对；由于政府没能有效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害，国民党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这一质疑反过来又加大了政府控制通胀的难度。因此，政府的命令和改革措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哪怕人们知道对于反抗共产党而言，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政府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充分合作以及最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渡过难关时，它的权威恰恰削弱了。

[1]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20—21、29—30、33、64、162、299页。根据一项估计，军事开支占到1941—194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60%（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155页）。想了解1945年前的国防开支情况，见杨格著《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16页以及周舜莘的《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70页。

[2]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6页。用周舜莘的话来说，“经济负担的分配不公导致公务员队伍中普遍的贪污受贿和腐败，这无疑是国民党政府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258页）。阿瑟·杨说得婉转些，“通货膨胀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让他们转投共产主义”（《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323页）。

[3]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

[4]关于1927年的事件，见伊罗生（Harold R. 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第14章。

[5]方福安对该法律进行了翻译，见他的《中国劳工：中国劳工条件与劳工运动的经济统计调查》，第161—170页。

[6]上海，劳动出版社：《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争取统一团结而斗争中的某些情况》（以下称《大革命以来……》），第15—18页。破坏罢工是杜月笙讨好国民党领袖的效劳方式之一。作为黑社会秘密组织青帮的头目，他在1927年帮助蒋介石控制了上海的局势。杜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多年的关系，他开始成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拥有了新地位后，杜月笙竭力树立正面形象。因此，他创办了恒社，他的手下都作为他的学生加入。见汪一驹（Y. C. Wang）：《杜月笙政治生涯初稿》，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3期，1967年5月，第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