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炸弹（第2/8页）

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两个女孩的衣服颜色鲜艳，像马戏团。一个围了条紫纱巾，一个围了条红纱巾，上面还有闪烁的亮片。两人坐在木头货车上，拉车的两头山羊脖子上挂了铃铛。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讯社根本不提我说的这些事：烈焰般的海棠花、天真无邪的我们、铃铛清脆的声响。他们只报道一些叫人不开心的事情，他们说我们野蛮、没人管教、诡异。他们说我们很危险。仿佛生活是一块琥珀，我们始终悬浮在其中，生来如此；仿佛我们并不是逐渐演化成那种恐怖丑陋的模样的，也不能从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走了出来），成为教师、舞者、焊接工、律师，还有几个人当了兵，两个人做了医生。而我，成了一个作家。

惨剧发生后的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说生活被毁了，未来将支离破碎，但只有特利娜·尼德尔斯一个人坚信这一点并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其他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谴责，但大家依然继续生活了下去。是的，确实如此。你会惊讶地发现，即使有那样一段阴暗的过去，人也可以活下去。拿钢笔的手（或是拿粉笔、听诊器、枪，碰触爱人的肌肤）与划火柴的手不一样，根本做不出那种举动，那不是一件可以原谅或治愈的事情。回首往事，告诉自己那个人就是我或者说我们，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还是那时的你吗？

十一岁，看着尘埃在一束直射到电视机屏幕上的阳光里懒懒地旋转、落下。铃声、山羊的叫声和一阵纯真的笑传来，我们都跑去看货车上那两个围着彩色纱巾的女孩。山羊的蹄子慢慢站稳，木头车轮的嘎吱声响缓缓而终。我们围上去，认真打量她们的黑眼睛与姣好面庞。假如她们的体形与年纪相符，那个挂着浅笑的女孩应该是妹妹。另一个也比我们岁数小，不过至少也有八九岁。豆大的泪珠顺着她棕色的脸颊簌簌滑落。

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盯着她们，然后鲍比问：“她怎么了？”

妹妹看看姐姐，后者竭力噙住眼泪想挤出一个微笑。“没事，她总这样。”

鲍比点点头，眼角余光依然看着那个哭泣的女孩。她试着问：“你们从哪来的？”

男孩看看大家，一脸“她们在开玩笑吗”的表情。不过谁都看得出，鲍比喜欢这个梨花带雨的女孩。夕阳下，黑眼睛与睫毛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现在放暑假。”

一直悄悄吮拇指的特利娜问：“我能上去坐坐吗？”两个女孩欣然答应。于是她从围在前面的孩子中挤过去，爬上货车。妹妹一直微笑看着她，姐姐似乎想要忍耐，却哭得更大声。特利娜似乎也要哭出来，好在妹妹及时说道：“别担心，她就那样。”还在哭的女孩甩了一下缰绳，铃铛叮当响起来，山羊拉着货车咔嗒咔嗒地向山坡下走去。我们听着特利娜惊恐的尖叫，但我们知道其实她没事。等她们走完一圈回来，大家轮流坐上山羊货车。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听见父母用哨声、吼声和摔纱门的声音催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吃饭，两个女孩也准备走了。其中一个还在哭，另一个则和着铃铛声唱歌。

“我看见你和那些难民在一起玩，”母亲说，“和那些女孩在一起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不希望你进她们的房子。”

“我没去她们家。我们就是和山羊货车玩了一会儿。”

“好吧，不过记得离那个地方远点。她们怎么样？”

“一个经常笑，另一个总在哭。”

“不管她们给你什么，都不许吃。”

“为什么？”

“就是不行。”

“你就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小姐，我是你妈。”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都没看见那两个女孩。第四天鲍比说：“真见鬼，干脆我们去找她们吧。”他已经开始留分头，在裤子后口袋里揣梳子了。说完他便动身往山上走，但是我们谁都没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