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5/7页）

浓郁的故事性也是《聊斋志异》很重要的特点，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蒲松龄写得都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冯镇峦评论《聊斋志异》说：“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其刻画尽致，无妙不臻。”“虽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阙，实地造成。”但明伦评论说：“事则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变。”可以说，在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作家中，蒲松龄最善于讲故事，《聊斋志异》是最具有故事性的文言小说。善于讲说故事，除去与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情爱好有关，与他作为私塾教师的职业有关，与他“文贵反，反得要透；文贵转，转得要圆；文贵落，落得要醒；文贵宕，宕得要灵”的美学追求有关，同时也与明清之际白话小说与戏剧高度发达，叙述文学的技巧有了丰富的积累有关。毫无异议的，《聊斋志异》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给予《聊斋志异》的影响尤其深厚。《聊斋志异》更是在中国文言小说的系列里得到志怪小说和传奇文学的优渥滋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直视《聊斋志异》为“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的。但《聊斋志异》所接受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和传奇戏剧的影响尤不可小觑。这个影响体现在人物对话的白话倾向上，体现在故事结构的多变曲折上。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曾要求宋元说话人讲故事要“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小说，但是它也出色地做到了。可以说正是有趣而曲折的故事，使得《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用文言叙述的传播限制，几百年来在广大的城乡不胫而走。

与中国传统作家生活在城镇不同，生不逢时的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底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他的作品特别善于运用民俗去组织和编织情节，有着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尤其是鬼的说明，有着一整套关于各种精怪木魅尤其是狐狸的传闻，也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界各种祥瑞灾异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农村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传闻和规范。《聊斋志异》所记载的民俗资料，堪称是明清时代的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这不仅成为《聊斋志异》的特点和魅力所在，使得后来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望尘莫及，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兴趣。《聊斋志异》早期被西方学者翻译的作品大都是民俗意味浓厚的作品。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翻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中就说：“《聊斋志异》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

强烈的抒情性所带来的诗一样的品格，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性所具有的趣味色彩，浓厚的民俗所反映的深刻的民族心理，使得《聊斋志异》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风行天下，万口传诵”，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同白话小说中《红楼梦》一样，崇高不二，无出其右。

三

此次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是底本问题。

《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抄本系统，一个是印本系统。抄本系统包括1950年冬在辽宁省西丰县发现的蒲松龄誊录的《聊斋志异》本、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乾隆年间黄炎熙抄本、1962年在山东淄博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等。印本系统最早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清代以至民国所有各种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在蒲松龄誊录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的基础上，广泛参校它本，出版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这个版本校订精详，可谓集当时已知各种版本的大成，虽然因后来陆续发现“二十四卷抄本”、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异史》本等而略显不足，却奠定了《聊斋志异》各种新版本的基础。本次整理的版本以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聊斋志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订，改正了一些错字、错误标点，并吸收了近年来在《聊斋志异》版本校订上的新的学术成果。如卷一《焦螟》“假怍庭孙司马”，据《山东通志》、《清代职官年表》改为“假祚庭孙司马”。卷十一《张氏妇》“遂乘垣入高粱丛中”，依据发现的抄本改为“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卷八《黄将军》据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补上了附则，《梦狼》据《异史》本补上了另一则附录，卷九《张贡士》删去“高西园云”一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