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1844年的一个插曲（第3/5页）

别林斯基回答他，既然明知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仍把这条锁链套上脖子，难道他是疯子不成。

“你瞧，”他说，“赫尔岑也结婚，也把妻子带走，而且是从流放中偷跑回来的；你不妨问问他。他从未犹豫过，从未怀疑要不要这么做，或者会产生什么后果。我相信，他觉得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他成功了。你呢，也想那么做，可是在思考哲理，自我反省。”

这正是巴济尔所需要的。他当夜就给阿尔曼斯写了一篇论文，谈到婚姻，他的不幸的反省，以及普通的幸福与求知精神如何不相适应等，列举了他们结合的一切害处和危险，问阿尔曼斯有何看法，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带来了阿尔曼斯的复信。

从别林斯基的叙述和阿尔曼斯的回信看，她与巴济尔两人性格不同是一目了然的。确实，这样截然相反的人结合在一起，简直不可思议。阿尔曼斯的信是忧郁的；她感到既吃惊又委屈，不理解他的反省，认为这是借口，是感情冷了；她说，既然这样，已谈不到结婚，她同意解除婚约，最后并说，在这一切之后，他们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写道：“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您，决不责怪您：我知道您非常善良，但是更加懦弱！再会吧，祝您幸福！”

收到这样的信应该是不很愉快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力的，坚定的，也有些高傲。这个光荣而刚毅的平民的孩子，没有辱没她的出身。如果换了英国女人，她一定会把巴济尔的信紧紧攥在手里，露出又怒又羞的神色，通过德高望重的律师的嘴，大讲第一次的握手，第一次的接吻……她的辩护士又会含着眼泪，戴着扑粉的假发，向陪审员提出，应该给被侮辱的童贞赔偿一千或两千英镑……

这个穷苦的法国女裁缝却根本没想到这些。

他们在波克罗夫村住了两三天，这对于那位前未婚夫是忧郁的两三天。他像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干了坏事，既怕老师又怕同学，好不容易挨过两天便回莫斯科了。

不久我们听说，博特金要出国了。他写给我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表示对自己不满，要求在走前见我一面。八月初，我从波克罗夫到了莫斯科；同时，一篇新的论文从莫斯科寄到了波克罗夫，那是给纳塔利娅的。我去找博特金，正赶上告别宴会。在喝香槟，互相敬酒和祝愿中间，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真的，你不知道，”巴济尔在我耳边说，“我……那个……”接着更小声道：“真的，阿尔曼斯跟我一起走。这姑娘！我到现在才了解她。”于是摇了摇头。

可惜别林斯基不在。

在给纳塔利娅的信中，博特金向她详尽地说明，对婚姻的思考和反省，使他陷入了犹豫和绝望，他怀疑自己对阿尔曼斯的爱，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适应能力；这样，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必须抛开一切到巴黎去，他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出现在波克罗夫，显得既可笑又可怜……这么决定之后，他重读阿尔曼斯的信，获得了新的启示，即他非常爱阿尔曼斯，因此要求与她会面，重新向她求婚。他又想到了波克罗夫的神父，但迈科夫的工厂近在咫尺使他害怕11。他打算在彼得堡结婚，然后立即前往法国。“阿尔曼斯快活得像孩子一样”。

在彼得堡，巴济尔想上喀山大教堂结婚。为了表示对哲学和科学的尊重，他邀请西东斯基大司祭12给他主持婚礼。西东斯基是个学者，著有《哲学科学导论》，早已拜读过巴济尔的文章，知道他是世俗的自由思想家和德国哲学研究者。在经历各种奇遇之后，阿尔曼斯获得了罕见的荣誉：两位势不两立的仇敌——宗教和科学，为她的婚礼进行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会晤。

在婚礼前，西东斯基畅谈新出的一些哲学小册子，表示他对世俗学问无所不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诵经员把法衣长巾递给他，他吻了它，开始穿法衣，一边垂下眼皮，对博特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