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不是导演个人问题（第2/2页）

这里原来是北京城外的近郊。所谓北京城里，原来就是城墙以里。北京城本来宜居，城墙一圈二十四公里，城里多数两点之间走路不超过一小时。广渠门附近的确多水，有大大小小很多湖、沟、池塘，有挺宽、挺深的护城河。水多，杨柳就多，长得似乎比别处快、比别处水灵。草木多，动物就多，原来还有公共汽车站叫马圈、鹿圈，估计清朝时是养马、养鹿的地方。附近我至少见过四五个巨大的赑屃，汉白玉，头像龙，身子像王八，石碑碎成几块，散在周围。我想，附近应该埋葬过王侯级别的男人和他的老婆们，一直纳闷他们随葬了一些什么东西。广渠门附近确实多水的一个证据是，二〇一二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下大雨，广渠门桥底下淹了好些车，还淹死了一个人。在北京这种缺水的北方城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

——冯唐

窦文涛：我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有个小富即安的问题，很多时候生活境遇一改善，日子过好了，周围都是名流，搞点生活趣味，再琢磨出来的艺术有时候可能就只有小圈子能欣赏了，大众会觉得隔了。

冯唐：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有没有办法跳出来看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甚至自己的三观，有没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用客观的角度看，这太重要了。有时候看一些成名导演的东西，明显觉得他的三观和常识有出入，但是他会非常醉心于自己的三观，可以想象周围人一定是哄着他的，而他缺乏珍贵的自觉。

梁文道：电影跟小说还不一样，小说是一个人孤独地写作，直到给编辑之前只有自己看过，但拍电影是集体创作，一个电影拍出来如果让人觉得有严重的三观问题，那一定不是导演一个人的问题。从构思到剧本到演员到拍摄，难道整个过程，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就这么办？会这样子吗？

冯唐：我倒觉得三观之外都是技术问题，所谓故事编得圆不圆，画面拍得有没有意思，都比不上三观重要，比如女生有没有权利掌握自己的身体这类问题，如果用一个“直男癌”的心态去拍，哪怕画面再美，对不起，我看着会别扭。

窦文涛：电影有它商业的一面，要服从商业规律。我前阵子跟向华强吃过一顿饭，他说你知道我们投资拍电影的人其实是生意人，我跟我兄弟每天晚上看香港电影院的午夜场，因为午夜场观众会比较放松，我们看观众什么时候笑了，什么时候骂了，都拿小本记下来，然后回去研究，每个地方笑是为什么，骂是为什么，你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做的时候需要这么来研究。

冯唐：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手段——手机，大家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吐槽。

窦文涛：所以我现在得向年轻人学习，有些大学生跟我讲他们这一代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东西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