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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布洛克的经理，”我说，“这家伙倒是挺好哄的。”

“哦，我不是从他一个人身上套出所有这些信息的，傻瓜。我只问了他那串项链的事。剩下的我是从吉迪·格蒂·阿博加斯特那儿问来的。”

我把手伸进深抽屉，又掏出了那瓶办公用酒。

“你不会闹了半天也是个酒鬼侦探吧？”她不安地问。

“是又如何？他们总能解决手头的案子，眼睛甚至都不眨一下。继续讲故事。”

“吉迪·格蒂是《纪事报》的社会版编辑。我认识他有些年了。他体重两百，留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他调出了格雷尔夫妇的资料。看。”

她把手伸进手袋，一张照片从桌子那头滑了过来——一张五乘三的覆膜照。

那是一个金发女郎。一个足以让主教一脚把彩色玻璃窗踹个洞的金发女郎。她穿着看似黑白两色的休闲装，戴一顶与之相配的帽子，神情有一点高傲，但不过分。不管你要什么，不管你碰巧喜欢哪一类——她都符合。年龄在三十岁上下。

我一口闷掉了手里的那杯酒，酒精灌下喉咙的时候烧得我嗓子眼儿直疼。“快拿走，”我说，“我都要跳起来了。”

“怎么啦，我是替你弄到的。你会乐意见她的，对不对？”

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把它塞到记事簿底下。“今晚11点怎么样？”

“听着，这事儿可不是说笑的，马洛先生。我给她打过电话了。她答应见你。谈生意。”

“一开始也许是。”

她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于是我停止了装疯卖傻，脸上重新挂起那个饱经历练的皱眉表情。“她见我是为了什么事？”

“当然是她的项链啦。事情是这样的。我给她打了电话，费了好大力气才跟她通上话——这是很自然的，可最后我还是成功了。然后我把我跟布洛克珠宝店的那个男人表演的那套把戏又演了一遍，可是这次不管用。她听上去像是有宿醉。她说了句什么让我跟她的秘书谈，但我设法在电话上留住了她，问她是不是真有一串翡翠玉项链。过了一会儿，她说：有。我问她，我能不能见见那串项链。她说，为什么？我又把我的故事说了一遍，效果一点儿也不比第一次好。我能听见她在打哈欠，还在大声训斥话筒旁边的某个人，怪他不该替我接通。这时我说，我替菲利普·马洛工作。她说了句，‘那又怎么着？’就像这样。”

“难以置信。不过，如今的社交女性说起话来都跟荡妇一个样。”

“这我就不知道了，”赖尔登小姐甜甜地说，“也许她们中的有些人本来就是荡妇。于是我问她，她有没有直线电话，她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滑稽的是，她一直没有挂断我的电话。”

“她脑子里想着那串翡翠，而她又不知道你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再说，她可能已经接到兰德尔的电话了。”

赖尔登小姐摇摇头。“没有。我后来给他打电话时，他不知道那串项链的主人是谁，直到我告诉他。他很惊讶地发现我打探出了这一点。”

“他会习惯你的，”我说，“他说不定已经习惯了。后来呢？”

“于是我对格雷尔太太说：‘你还想要回项链，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我必须说点儿什么能震她一震的话。这话起效果了。她连忙给了我另一个号码。我拨了那个电话，说我想见她。她好像很吃惊。所以我只能把事情告诉了她。她听了可不高兴。可她确实一直在纳闷：马里奥特为什么一直没有联系她。我猜她在想马里奥特已经卷钱逃走了，或者是出了类似的事情。于是，我定好在两点钟见她。然后我跟她说起了你，说你多么棒，多么谨慎，在帮她取回项链的事情上你会是个多么合适的人选——只要还有一线机会，就这样说了一通诸如此类的话。她已经有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