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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你就写，你从何时至何时给赵顺看过几次病，每次赵顺均在现场……”周济广叙述着。“嗯，最重要的，最后你要写上，此病历绝非后补或伪造，如系伪造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周济广说着将纸笔推到他面前。

龚大夫没有接，也不能接，他知道周济广在将他的军，但此时却毫无破解之法。“对不起，我不能写。”龚大夫说。

“为什么？”周济广问。

“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但作为公民，我有权力拒绝你的要求。”龚大夫说。

“呵呵，你有权力拒绝。”周济广第一次笑了。“龚大夫，我今天来，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检察机关。作为医生，你有自己的职责，而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有自己的使命。我这人性子直，不爱拐弯抹角，我喜欢一句话，叫‘物质不灭’，所有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这是规律。我找你之前，查了你去年的出诊表，你每周是周一和周四出诊，对吗？”

龚大夫看着他，默不作声。

“而就在这份病历上，赵顺第二次找你看病，对照日期应该是星期日。周日，你不该在这个办公室，对吗？”周济广果然老辣。

“这……”龚大夫无语了。

“说实情！”周济广加重语气，将他面前的纸攥成了一团。“现在你没有选择。”

龚大夫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

周济广坐在大吉普的副驾驶，默默地看着刚才给龚大夫录的口供。他大概看到事情的轮廓了：一个殴打被告人的警察，一个公安机关向医院提出的申请，一份医生无奈出具的假证明，这一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按说，这该是公安机关的无奈之举，作为同行他知道，在办案中任何一个细节出现纰漏，都会成为对手和社会舆论的把柄，炒作、放大，往往一点儿疏忽就会断送一个案件，更何况是赵顺殴打了被告。但让他不明白的是，赵顺为什么还会自曝这份病历是伪造的？按常理说，医院出具的这份病历，该是赵顺摆脱行政赔偿责任的救命稻草，没有它，赵顺如今早该脱了那身制服。赵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到底该不该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绝非这么简单，周济广暗想。这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过程，是否是一个被人为操纵的陷阱呢？周济广让书记员掉转车头，他决定暂时先不去B市经侦支队，他要见一见赵顺，听听他要说的话。

永和寺坐落于B市西郊的香炉峰上，距城中心20公里，周围群山环抱，绿树红墙。寺内香客往来不绝。任毅站在大殿前，把几炷高香插在香炉中，口中默念着什么。事罢，他缓步穿过大殿，攀上108级台阶上的永和寺峰顶。俯视山下，一览无余。

午后的风微凉，任毅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他很久没有这样的闲情雅趣了。经商十多年，自己似乎被从事的职业“拿”住了，无休无止地探寻和突围，没完没了地迂回和坚守。在他的词典里，从没有放弃和妥协，于是就要绞尽脑汁甚至突破一些法律和道德的束缚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毅觉得，自己这样做无可厚非。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规则由强者制定，由弱者履行，所以世界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任毅抬腕看了看表，时间已经过了饭点儿，这才拿起手机，给石雷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任毅没有说话，等着石雷应答。

“你等一会儿啊，我出去说。”石雷在电话里说。

任毅打开手机免提，想象着此刻的石雷，应该规规矩矩地从办公室或休息室走出，与对面的同事或下属微笑地寒暄，之后走到银行走廊处或者某个无人的卫生间，之后重新拿起电话，表情正式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