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5/19页）

这两位法学家，维也纳的浪漫主义者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这位叔公，都凭着他们享誉全国的名望和令人诚惶诚恐的严谨，为我们家打上了“杰出法学世家”的烙印。我父亲也是一位律师，毫无疑问，我也应该是。我们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维持这个家族的团结，但并不太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直接交往。他住在布达，后来搬到佩斯区的一栋避暑别墅；他从那里去大学授课，认识许多住在老城街巷内的大人物们。路人们只要一见到他，都会停下脚步，凝视他的背影。他的着衣方式颇为古怪，西服的下摆从短外套下缘露出来；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爷们一样，身上从来不带钱。一辈子从来没想过钱，他的这种做派纯属自然，并非装腔作势。他长得像一只古生物，身高马大，身体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体现在用餐、娱乐、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等各个方面。有一回，政府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但他没有接受；事过很久，他解释说，他喜欢当我行我素的教师，不想当部长，因为“部长”是奴才，一旦惹老爷们不高兴，随时可以被辞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法则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自在逍遥……不管去哪儿，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搭乘公交车。这位怪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讲话。跟家里大多数成员和他的孩子们一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可爱生灵，是肩负重荷的大自然造物。

我刚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担任佩斯大学校长。有一天上午，我去他那里报到。他在富丽堂皇的校长会客厅接待了我；他坐在一张雕花的大写字台后，身宽体胖，形象高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像霍尔拜因[100]画作里的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脖子上，挂着象征校长权威的金属链；一块大大的方餐巾塞在马甲的开襟处，遮住了他的大肚子。他用攥着餐叉的手和蔼地向我招了招，示意我走近一点儿；他正在吃炖肉，校长办公桌上摆着一盘香喷喷的炖肉和一杯啤酒；他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并不在乎自己在装饰华丽的会客厅里的形象。我出神地看着他，一直等到这位身材魁伟的大人物吃完最后一口饭。之后，他挽起我的胳膊，友好地领着我在大厅里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那些他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油画。我们在象征学校尊严的权杖前站住。“这是什么，本尼叔公？”我问他。“我不知道。”他说，并且耸了下肩膀。我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因为这个耸肩的动作喜欢上了他。

作为“校长”，他在我的第一本记分册上签了字，字体又圆又胖；他送我到门口，微笑着说，现在他是法定的“尊贵的先生”，因为在古代世界，这个头衔只能用在艾尔代伊大公和大学校长头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谈，询问我家的情况；但是随后，他好像忘了我是谁，转身回到写字台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出于勤奋，我努力听了他几堂课，但是到了第一学年末，我厌倦了法律，转到了文学院，没再听过他的课；没过多久，我离开那所学校，后来在国外大学毕业。从那之后，我十几年没再见过他。退休之后，他住在多瑙河边，住在一个度假区，黎明起床，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多瑙河里游泳；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办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为他出版著作；八十岁大寿时，他们在佩斯的音乐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他的同事、学生、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们都来了，司法部长也亲自出席。人们白白等了许久：他派人给部长送来一封信，感谢大家为他祝寿，请大家原谅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种事情变短”。他对生命格外珍惜，最后的精力全用于工作，他的实际生命要比普通人长许多。他的生命产生于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