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选择（第9/13页）

马林在他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立刻动用了组织的力量。

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是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你说有没有他的问题？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确实暴露了他在领导方面、领导力和路线选择方面的问题。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当时那种说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让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与对共产党路线指导的一切错误，这未免太过分了。

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问题，斯大林的指导有问题，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斯大林也不承认。最后指责陈独秀用什么语言？《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陈独秀下台以后，在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他终生想要实现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的心愿。

9.李立三和他的“立三路线”为何失败

陈独秀力图使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没有做成，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李立三的个性跟陈独秀非常相像，而且他比陈独秀更过的是什么？李立三的脾气更加暴烈。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年初，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船上和别人下象棋，象棋输了他竟然把棋盘一抡，棋子撒了一地。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炉前翻砂工，别人不愿干，他干，出大力流大汗，他都乐在其中。他的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提到反动势力，他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横冲直撞，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坦克”。

另外，李立三还有一个鲜明特点，演说感染力极强。当时国共合作，李立三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都是一些老委员了，资格老，年岁大。让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别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就是两个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新锐，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毛泽东，讲话口若悬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