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2/19页）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她同样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夫妻。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他们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有三项：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这些任务看出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牛兰夫妇完全符合条件。他们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里，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牛兰夫妇就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联络站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祸不单行，牛兰夫妇虽然口风很严，但是恰恰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66.情报要员叛变，中共主要领导人死里逃生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负责人，负责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资金流等工作。牛兰夫妇被捕，使得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当时，牛兰夫妇隐蔽非常深，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无可奈何。

那时的上海有个特点，全世界的各种投机者使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骗钱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内外，见怪不怪。牛兰夫妇被捕，从口供、身份辨别不出来要害证据。案子虽然棘手，但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但就在这个关键点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工人武装力量纠察队副总指挥，一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特科负责人是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人就是顾顺章。顾顺章对党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损失。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给徐恩曾做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在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获得情报，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向外转移。对此事聂荣臻同志有段回忆，说：“那两三天非常紧张，恩来和我们都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