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七章 革新（第6/9页）

姜星火严肃道：“主持京察这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便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从上到下，对事情都少了较真，全是得过且过、务为姑息，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这样一来，固然有了所谓的‘人情世故’，可对于纲纪来说，却是极大破坏。”

“自宋以来，刑不上士大夫，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之人，而士大夫虽坏法干纪，而无人可莫之奈何。然而人情可顺却不可徇，法度宜严而不宜猛，想要革新吏治，就要‘少议论、多做事；少人情、多纲纪’，法度必须大于人情，希望陛下能够张法纪以肃群工，刑赏予夺一概按国朝新修之法律，而不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不使纷更于浮议。”

“换言之，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朱棣听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截止到目前，简单的概括其实就两句，少哔哔多干事，大家就少内耗；多按规矩办事，就没那么多人情世故。

而姜星火的对症下药的革新还在继续。

想要整顿旧的风气，那就要形成新的风气，也就是革新。

旧的风气是虚的，新的风气也是虚的。

以“务虚”来对抗“虚”，以新的口号形成新的风气来对抗旧的口号和旧的风气，这就是一切事情的意义。

这几句话不是废话，而是精华。

很多官僚年轻的时候看不懂，直到多年以后的某个瞬间，才会幡然醒悟。

对于朝廷来说，做“实”事很重要，做“虚”事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甚至是“虚”指导“实”，而非“实”指导“虚”。

“一则少非议，二则振纲纪，三则重诏令。”

“如今京中各部、寺衙门，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行斟酌轻重缓急。”

“然而朝廷各级诏令传递、反应之缓慢，实在罕见，中枢尚好，各地方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

这“干证之人，半在鬼录”给朱棣逗笑了。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让地方去核查一些数据，几十年都查不明白，相关的人有的都死了，那也就死无对证了，一切秘密，自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中枢的诏令越往下力度就越低，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越自行其是。

“重诏令者，便是中枢部、寺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

这就是主张雷厉风行，拒绝推诿，提高办事效率的意思了。

这点很对朱棣的胃口，朱棣就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朱棣点了点头说道：“今后中枢各部、寺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不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若是坚持这般，大小臣工便可秉公持正，以勤勉为业，如此治理可兴、风俗可变，国师所言甚好！甚好！”

“四则核名实。”

姜星火拿着京察的结果干脆说道：“不少官员，上奏朝廷建议条陈连篇累牍，然而一到京察，核查其本职工作却茫然无知，户部主钱榖者不懂出纳之数、刑部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这便是名不副实。”

“世上不患无治国才，而患无用才之道，故此，国朝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朝，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朝，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