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场白（第3/3页）

我同样知道，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经验只能让我代表部分小说家发言。我希望，读者会记住，本书的观点出自一位1970年代在土耳其成年的、自学成才的作家。他所在的文化没有深厚的写小说和看书的传统，他本人阅读了父亲的藏书以及任何他能找到的书，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由此决定成为一名小说家。然而，我也相信，我们在想像中将词语具象化的方式，我对此的评论并不纯粹源于我对绘画的热爱。我相信，我的评论阐明了小说艺术的基本特色。

我在二十几岁头一次看到席勒的论文时，渴望成为一名天真的作家。如今，席勒的思想贯穿了本书。回顾过去，在1970年代，最流行的、最有影响的土耳其小说家在创作半政治、半诗性的小说，以田园和小村庄为背景。那时候，要成为以城市、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天真作家似乎是难以实现的目标。我在哈佛发表这些演讲之后，不断有人问我：“帕慕克先生，你是天真小说家还是感伤小说家？”我想强调，对我来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

2008年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关于虚构人物和情节理论的论著。我后来写下了这些讲座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我从许多其他书和来源记住的知识。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印度拉贾斯坦邦取消了航班飞行，我和基兰·德塞（Kiran Desai）乘出租车穿越杰伊瑟尔梅尔与焦特布尔之间的金色沙漠。

一路上，在沙漠热气的炙烤中，我重新阅读了席勒的论文，心中涌现了写作本书的愿景—几乎像一种海市蜃楼。我在果阿，在伊斯坦布尔，在威尼斯（在执教于威尼斯大学期间），在希腊（在与斯派赛斯岛隔海相望的一间出租屋内），在纽约撰写这些演讲。它们最终完成于哈佛大学维德纳尔图书馆里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剑桥挤满书的家中。相比我的小说，这本书完成得很轻松—也许因为我决定保持一种交谈的语调。在机场、饭店和咖啡馆（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梅特伯尔，福楼拜笔下鲁昂的一家咖啡馆，那里萨特和波伏娃1930年代曾经常会面），我常常拿出笔记本，沉浸在主题之中，一小时之中就轻松愉快地写下几个段落。我面对的惟一挑战是每次讲座不能超过五十分钟。我在写小说时，如果想到了可以为文本增色的观念和细节，总要拉长章节。但是讲座时间的限制迫使我成为自己最无情的批评者和编辑。

我向我的朋友及本书英译者纳齐姆·迪克巴斯（Nazim Dikbas）致谢；感谢基兰·德塞阅读英译本并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 他读尽天下书籍，他的无数建议加强了本书论点；感谢霍米·巴巴，他的热情款待让我在剑桥有归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