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骑天涯（第3/6页）

1993年，他骑车去了广州，1997年又骑车去了上海，1998年夏天，他开始了最后一次自我拉练。他想，西藏要能骑回来，周游世界便可以开始了。他从北京经格尔木到拉萨；再骑至日喀则、定日到珠峰大本营，最后，返回拉萨，顺着川藏线，经成都回到北京，历时五个月。在青藏高原，他碰到狼群，他把自己的羽绒服烧了，吓走了狼群；在珠峰大本营，他遇到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人，日本人抽烟，烟头掐灭在胶卷盒里。他想，在这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的地方，若是来1000个中国人，也许会留下1500个烟头。日本人的自律精神深远地影响了他。他相信：运气并不可靠，他必须不断磨炼自己的能力，自律行为，以随时应付运气用尽的那一刻。

五

睡袋、防潮垫、衣服、食物、水、相机、日记本、世界地图册、修车工具、手电……以及一些零碎的小东西。1999年5月，郭大浩背上35公斤的背包从北京出发，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开始了漫长的环球之旅。那一年，他29岁。

从哈萨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再进入乌兹别克斯坦都算顺利，但在乌国办理土库曼斯坦签证时，他被土国拒签了。除了一本贴了三张签证的护照，他什么资料都没有。拿不到下一国的签证就意味着他必须打道回府，而他并不甘心只三个国家便从周游世界的梦里醒来。

他决定“闯关”。

乌兹别克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他离开了乌国海关。没有土库曼斯坦签证他进不了土国，乌兹别克签证过期了，他也回不去乌国。他把自己逼成了乌土边境那500米真空地带上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星期后，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为他开具了一份外交照会，以国家名义向土国为他作了签证担保，他骑进了土库曼斯坦。

闯关时，他没想过会得到中国使馆的帮助，他那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外交照会。当他在中国驻土国使馆里讲述了自己的梦想并为其展开的架势后，一位姓鹤的参赞对他说：“大浩，骑！能骑多远骑多远！”

开了“外交照会”的头，后面的中国驻外使馆就不好否定了。他像年糕一样，粘上了他们。几十个驻外使馆为他的签证开具了外交照会，条件是禁止他接受任何商业赞助。他成了外交部的知名百姓。驻芬兰大使吕新华给过他200美元，二十多位大使给他留下勉励的话。

“外交照会”一年两年行，十年八年就不合适了。时间久了，外交部领导对他有了意见。

“都跟你似的，拿使馆当旅行社，外交部还工不工作了？”

“可有几个中国人像我呢？”

“有一个就够乱了，你也积累了几十个国家的签证，以后自己想办法吧，外交照会以后没有了，这是上面领导的意思。”

方便之门关上后，他重新感受到了签证之苦。

中国护照到哪儿都是‘红灯’。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签证申请得越多，就越能感受这本护照有多少不好用。他没有邀请函，没有酒店和机票预订，也没有工作证明，收入证明，除了一些登过他事迹的各国报纸和几本用过的护照，他什么都拿不出来。没了外交照会的“绿灯”，他举步维艰。

“所有国家都欢迎旅行者，但你很难让那些签证官相信咱是来旅行的，不是来打工的。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只需填张表就能拿到的签证，就因哥们儿递进去的是中国护照，他们就要求我回北京办理，说没法在第三国了解我。还有些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同样会拒签，中国再怎么崛起到这事儿上都没用，国家和个人根本就是两回事。而拿不到那些该死的签证，哥们儿就得打道回府。所以，我必须跟各种各样的护照歧视做斗争，让‘红灯’变‘绿灯’，通过个人的努力，让咱中国护照变得好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