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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