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事荟萃（第3/12页）

半夜里的猫叫对于成人，其实并不残酷，对于孩子，才真是精神上的酷刑。我在孩提时代，一听到这凄厉的“恋爱歌曲”就拼命往被窝里缩，全不怕呼吸哥哥姐姐母亲父亲及我自己的屁臭脚臭与汗臭的——这又不是好的话，怎么哥哥姐姐父亲母亲都睡一个被窝呢？这只好为读者（一部分）解释了：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不是要为乱伦创造便利，而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全家只有一条被子。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了。其实饥饿和寒冷是彻底消灭性意识的最佳方案，一九六0、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我所在的村庄只有一个女人怀过孕，她丈夫是粮库的保管员。到了一九六三年，地瓜大丰收，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吃饱了地瓜，天气又不冷，来年便生出了一大批婴儿。——这正应了“饱暖生淫欲”的旧话。这批孩子，被乡间的“创作家”们谑称为“地瓜小孩”。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随便扯来，竟也感觉不到有多大恐怖，一旦吃饱，那饿肚的滋味便淡忘了许多，以为那果真就是一场梦。我之所以还有些感受，大概是因为一九七六年参军之前，很少与“丰衣足食”这种生活结过亲缘的关系。当兵之后，一顿饭吃八个馒头使司务长吃惊的事也是经历过的，扯得更远啦，打住。

暗夜中之猫叫，是关于猫的最早记忆，真正认识一只猫，并对这只猫有了深刻了解，则是很晚——大概是一九六四年的事情吧。因为那时村里住进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队一个队员来我家吃“派饭”时，那只猫突然来了，所以至今难忘。

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员做饭，是一种荣誉，一种政治权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是无权的，大概怕这些坏蛋们在饭菜里放上毒药，毒杀革命同志吧。富裕中农（上中农）家庭比较积极的，可以得到这殊荣，比较落后的，就得不到。所以我家得到招待工作队员吃饭的通知时，大人孩子都很高兴，很轻松，心里油然生出一片情，大有涕零的意思。那些被取消了“派饭”资格的中农户，可就惶惶不安起来，也有提着酒夜间去村里管事人家求情，争取“派饭”资格的。——这种故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之后。自四清工作队之后，各种名目的工作队一拨一拨进村来，有“学大寨工作队”，“整党建党工作队”，“普及忠字舞工作队”，“斗私批修工作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七三年那支“学大寨工作队”。那支队伍有二十七个人，队员和队长都是县茂腔剧团里的演员和拉胡琴、敲小鼓的。这群人会拉会唱会翻斤斗，人又生得俏皮，行动又活泼，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子给弄得神魂颠倒，这工作队撤走后，很留下了一批种子，只可惜长大了，也没见个会唱戏的就是了。这段故事也许编成个小说更好。

四清工作队是最严肃的工作队，水平也最高，后来的工作队都简直等于胡闹。与其说他们下来搞革命，毋宁说他们下来糟践老百姓。我记得派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四清工作队员是个大姑娘，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口江南话，姓陈，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家里请来了这尊神，可拿什么敬神呢？那时生活还是不好，白面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祖父是有些骨气的，愤愤地说：“咱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霉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好的了，差的就无须说了。祖母宽厚仁慈，想得也远，因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干部，请着就不是玩。于是决定尽量弄得丰盛一点。白面还有一瓢，虽说生了虫，但终究是白面：肉是多年没吃了，为贵客杀了唯一的一只鸡；没有鱼，祖母便吩咐我跟着祖父去弄鱼。时令已是初冬，水上已有薄冰，我和爷爷用扒网扒了半天，净扒上些瘦瘦黑黑的癞蛤蟆，爷爷抽搐着脸，咕咕哝哝地骂着谁，后来总算扒上来一条大黄鳝，可惜是死的，掐掐肉还硬，闻闻略略有些臭味，舍不得丢，便用蒲包提回了家。祖母见到这条大黄鳝，十分高兴。我说臭了，祖母触到鼻下闻闻，说不臭，是你小孩嘴臭。祖母便与母亲一起，把黄鳝斩成十几段，沾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了十几滴豆油，把黄鳝煎了。鸡也炖好了，鱼也煎好了，单饼也烙好了，就等着那陈工作队员来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