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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否认了，但语气并不强烈。最后，他承认自己不太舒服，似乎准备听劝，回家睡觉。

我匆匆吃完午饭，出门走访一些人。格里塞尔达乘坐便宜的星期四火车去伦敦了。

四点差一刻左右，我回到家，想为星期天的布道列一个大纲，但玛丽告诉我，雷丁先生正在书房里等我。

我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面色苍白，形容憔悴。

我进屋时，他突然转过身。

“听着，先生。我认真考虑了你昨天说的话。为了这事我彻夜未眠。你说得对。我必须尽快离开。”

“我亲爱的孩子。”我说。

“你讲的有关安妮的话是对的。我留下来只会给她添麻烦。她——她太好了，不该受委屈。我明白了，我必须走。其实，我已经让她受了很多苦。愿上帝保佑我。”

“我想你已经别无选择了。”我说，“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艰难，但请你相信我，到头来，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看得出来，他肯定认为，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说起这种事来很轻松。

“你会照顾安妮吗？她需要朋友。”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谢谢你，先生，”他握紧我的手，“你是个好人，牧师。今晚我去见她，向她道别，然后收拾行李，明天就走。拖延痛苦没什么好处。谢谢你让我在小屋里作画。很遗憾没能完成克莱蒙特太太的画像。”

“别为那事操心，我亲爱的孩子。再见，愿上帝保佑你。”

他走后，我努力静下心来准备布道词，但满脑子都是劳伦斯和安妮·普罗瑟罗的事。

我喝了一杯没加奶的红茶，冷的，难喝极了。五点半，电话铃响了。是通知我低地农场的阿博特先生快死了，叫我马上过去。

我随即给教堂旧翼挂了个电话，因为低地农场离这儿有两英里远，六点一刻我赶不回来了。我一直没学会骑自行车。

但是，我从电话里得知，普罗瑟罗上校刚刚开车出去了。我只得出发，并交代玛丽，万一有人来找我，就说我被叫走了，但我会尽量在六点半或稍晚的时候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