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奥兹与他的以色列基布兹世界（第3/4页）

奥兹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采访时曾说，《朋友之间》是“关于人性的一座终极大学”。通过种种日常生活琐事，他探讨人性深处的渴望与欲求，善良与阴暗。善良给予人的是奥丝娜特和温德伯格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温暖，尽管这种温暖有可能转瞬即逝。而人性中的某种阴暗的东西则会对整个共同体产生危害。进一步说，在基布兹，并不能完全实现所谓的平等理念。出现在几篇小说中的大卫·达甘，身为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确实体魄强健，口才好，在许多情形下关心他人，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对新希伯来人的期待。但他满口原则，过于自信，甚至刚愎自用。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谈论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日常生活，大家都要接受他的权威阐释。他担任基布兹的历史老师多年，频繁地更换情人，甚至染指自己十七岁的女学生。在基布兹这个小圈子内，达甘所表现出的强势政治经常具有一种威慑力。在对约塔姆能否出国留学做集体表决这件事上，大家各自怀揣私念，人心复杂而微妙，进而反映出基布兹人身上固然保持着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诸多优秀品质，但也不乏嫉妒、狂妄、自私、盲从、夸夸其谈、喜欢散布流言蜚语等许多弱点。而《小男孩》中，基布兹幼儿园的孩子欺凌弱者的种种举动更让人不寒而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布兹并非一个纯真的世界，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纯真的世界。人们虽然生活在共同体当中，但内心十分孤独，无法避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失望。人在对现实感到失望之时，往往寄希望于未来：

“再过一二十年，”妮娜说，“基布兹会变成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现在所有的弹簧都绷得紧紧的，整个机器都在紧张运转。老住户实际上都信教，抛弃了旧宗教，再去寻找一种新宗教，它也充满了罪恶与过失、清规戒律与严苛的规章制度。他们没有停止做真正的信仰者，他们只是把一种信仰制度变成另一种。马克思就是他们的《塔木德》。他们的全体会议就是犹太会堂，大卫·达甘就是他们的拉比。这里有些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胡子和鬓发勾勒出他们的样子。但是时代在逐渐变化，别人，更为轻松的人会来，约阿夫，像你一样，他们会是充满耐心、疑虑和怜悯的人。”

那么二十年后，基布兹的生存状态又将如何？

奥兹夫妇在2016年访问北京时，夫人尼莉数次怀旧地给大家看一张老照片，那是七十多年前她在帐篷中出生时的情形，显示出在20世纪30年代，基布兹的生活相当贫困。在土地和水源都很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国家和基布兹领导人意识到纯农耕的局限与工业种植的益处，因此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他们便不再提倡反工业化政策。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套涵盖面较广的基布兹工业经济模式在以色列业已成形。

如今，以色列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国家。与奥兹小说中的基布兹相比，现实中的基布兹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新挑战，乃至危机。由于受到全球化和资本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人价值与基布兹集体价值发生冲突，基布兹成员逐渐不再认同原有的按需分配理念，多数成员希望自己拥有家庭财产与个人资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基布兹根据其成员所从事工作的市场价值发给其不同档次的工资。一些基布兹成员在基布兹之外创办实业，赢取高额利润。外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基布兹青年一代多不愿再回到封闭的基布兹小天地之中，基布兹社会的老龄化倾向愈加凸显，人口也在逐渐削减。据统计，1989年，以色列的基布兹人口大约有十二万九千人，而2010年已减至十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布兹那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集体合作经济无疑会日渐衰落，甚至将会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