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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休了五天——”

“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失去耐心,“你只要打打电话,做做记录就行——干吗非得到这儿来?”

只要打打电话,做做记录就行。

她还记得,埃琳称她为“斯特莱克的秘书”。

罗宾此刻坐在母亲身边,火山喷发般的愤怒和怨怼吞没了理智。斯特莱克在沃德尔面前让她看碎尸的照片,还说她是自己的搭档。可是她没签过新合同,两人也没就她的待遇做过正式沟通。斯特莱克的手指很粗,罗宾打字要快得多;大部分收据和电子邮件是罗宾处理的,文件归档也是她在管。罗宾心想,也许是斯特莱克自己亲口告诉埃琳,她只是个秘书。也许所谓的“搭档”只是个安慰她的说法,只是种比喻。也许(她自己也清楚,她现在正故意给自己火上浇油)斯特莱克和埃琳背着埃琳的丈夫共进晚餐时,曾经拿自己的种种不适宜之处作为谈资。他可能向埃琳坦诚,不该雇个女人;毕竟她最开始只是个临时工。他说不定把强奸事件也告诉了埃琳。

“我那段时间过得也很艰难,你知道吗?”

“你只要打打电话,做做记录就行。”

她为什么要哭?愤怒和沮丧的泪水流过脸颊。

“罗宾?”琳达说。

“没事,没事。”罗宾急忙说,用手掌抹着眼睛。

她在家与母亲及马修一起待了五天,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工作。狭小的公寓里充满三角的尴尬沉默,琳达和马修一定趁她去厕所时小声说过话,但她选择缄口不问。她不想再困在家里。有种念头毫无理由:她觉得伦敦中心比赫斯廷斯路更安全,她在中心区可以随时警惕戴毛线帽的大个子。

出租车终于在国王十字车站停下。罗宾极力控制心里的情感,时刻感觉到琳达在一边投来的关注的目光。她们穿过人群,走向琳达乘车的站台。今晚,罗宾又要和马修单独在一起了,那场决定命运的谈话已经不远。她本来不想让琳达来,但罗宾和母亲离别在即,不得不承认,母亲给予了她慰藉。

“好了。”琳达上车,把行李箱在行李架上放好,回到站台上来,与女儿共度最后的两分钟。“这个给你。”

她递出五百英镑。

“妈妈,我不能要——”

“你拿着,”琳达说,“存起来,找个新住处——要么就为婚礼买双周仰杰的鞋。”

周二,她们去邦德街闲逛了一阵,透过橱窗眺望完美无瑕的珠宝,比二手车还贵的包,还有两人都无法欣赏的设计时装。那里与哈罗盖特的商店天差地别。罗宾注视最久的是鞋店。马修不喜欢她穿高跟鞋。她说自己想要几双五英寸高的高跟鞋,以此作为挑衅。

“我不能拿。”罗宾重复道。车站里一片喧哗。再过几个月,父母就要为她哥哥斯蒂芬的婚礼付一半的钱。他们已经为她的婚礼付过定金,而典礼已经推迟过一次;他们还买了婚纱,付了改衣费,损失了第一次的婚车定金……

“我让你拿着,”琳达严厉地说,“要么投资在单身生活上,要么去买婚礼用的鞋。”

罗宾挣扎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没说话。

“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爸爸和我都完全支持,”琳达说,“但我希望你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还没把婚礼取消的事告诉任何人?你不能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僵持状态里,对你们两个人都不好。钱你拿着。好好做决定。”

她紧紧抱住罗宾,亲了她的耳侧一下,上了火车。罗宾一边挥手一边保持微笑。火车开了,把母亲带回马沙姆,带回父亲、拉布拉多犬和一切友好熟悉的事物身边。罗宾无力地坐到冰冷的金属长椅上,用双手捂住脸,对着琳达刚给的钞票无声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