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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昨天问过我了。”斯隆若有所思地回答。他对帕特里奇的态度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变得更加友好了，另一方面，斯隆对帕特里奇也少了几分戒备，甚至在精神上依赖他，这是斯隆之前从未有过的。奇怪的是，斯隆几乎是百般恭敬，似乎把哈里·帕特里奇看作找回杰茜卡、尼基和他父亲最大的希望。

“我知道我问过，”帕特里奇说，“你答应过会好好想想。”

“呃，我昨晚想了，可能有一些事情，但是我不能确定，只有模糊的感觉。”斯隆尴尬地说。对于模糊的不成形的想法，他很不习惯。

帕特里奇催促道：“说下去。”

“我想，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好像有过被跟踪的感觉。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发现有人在监视我家之后才这么想的。”

“不会的。所以，你觉得自己被跟踪了。在哪里，什么时候？”

“问题就在这儿。太模糊了，有可能是我想象的，也许我感觉必须得发现一点儿什么吧。”

“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想象吗？”

斯隆犹豫了一下：“不，我不觉得。”

“再详细说一说。”

“有时当我开车回家时，我有被跟踪的感觉。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在CBA新闻内部有人在暗中观察我。”

“这一切持续多久了？”

“可能一个月？”斯隆摊开手说，“我就是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编故事。但不管怎样，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不知道，”帕特里奇说，“但是，我会和其他人讨论的。”

后来，帕特里奇打出来一份采访斯隆的摘要，并钉在会议室里“杂项”板上。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了所有记者都熟悉的“打电话”流程。

在他面前是一本打开的私人“蓝皮本”——里面记录着他在世界各地认识的人，这些人以前帮过他的忙，而且说不定还能再次帮忙。“蓝皮本”里还有那些反过来需要提供信息而他帮过忙的人。新闻业充满了借和贷——在现在这种时候，就需要贷方。而且大部分人都很乐意接受电视新闻的请求，这一点也帮了不少忙。

昨晚，帕特里奇已经根据“蓝皮本”列好了今天要打电话的名单。这些名字中包括在司法部、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移民局、国会、几家外国大使馆、纽约警察局、渥太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墨西哥司法警察局的联系人，还有一位犯罪纪实作家和一名代理团伙犯罪案的律师。

接下来的电话大都是低调的开场：“你好，我是哈里·帕特里奇。我们有阵子没联系了。只想问问你过得好不好。”然后会询问对方爱人、情人和孩子的情况——帕特里奇也记着这些人的名字——继续着私人通话，接下来自然地转到眼下的情况。“我正在调查斯隆家人绑架案。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传言，或者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问题会更加具体。你有没有听到对绑匪身份的猜测？你认为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干的吗——如果有，是哪里的恐怖分子呢？听到过什么传言吗，哪怕是觉得最不可能的？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能打给我吗？

这是常规做法，有时会很单调乏味，总是需要耐心。有时会有所收获，偶尔得到延迟的消息，但通常是一无所获。从今天打电话的情况看，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帕特里奇事后觉得最有趣的对话，是和代理团伙犯罪的律师之间的。

一年前，帕特里奇帮了他一个忙——或者是那位律师这样认为。他的女儿上大学时去委内瑞拉旅游，参加了一次吸毒狂欢，成为全国新闻。有8名学生牵涉其中，有两名学生死亡。通过一位加拉加斯的代理人，CBA新闻得到了独家的现场照片，还有被警方逮捕的参与者的特写，律师的女儿也在其中。当时在阿根廷的帕特里奇飞到北美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