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华尔滋（第2/18页）

这时，方知道他刚从美国来，到这儿来查一点他外曾祖父那个年代的资料。他经常来，跟此地的同行很熟，别看隔着大西洋，倒比从我家去史学所或史学会更便当些，我与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姓王，一个姓汪的领导联系什么事，唯有电话，想登门朝拜所长或会长的话，真挤不起车，老骨头老肉，实在吃不消的。

想到这些，比起人家大西洋上飞来飞去，象吃馅儿饼似的容易，难免要泄气的了，真是的！

不过，若是立德尔一张嘴，他的外曾祖父为中国如何如何贡献了一生，我也不怎么爱听。当然，我未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多么多么的“革命”，对这位据说对中国还不错的传教士，有什么反感。细想一下，这种情绪，也颇有趣，或许便是所谓的“复杂性”了，就如同所长也好，会长也好，并非十分“待见”这位老外，又不得不做出十分“待见”的样子，不也是好笑的吗？

他，也就是这位胡子老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是山东人？”

我说我不是。

“山东人都是大个子。”

我回答他：“但大个子不一定全是山东人。”

“如果你不反对，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直接了当，是个按下子弹，马上扣扳机的主。而且，对不起，决不把麻烦别人，当一回事的。才认识五分钟不到，他张嘴要我给他办事。

与立德尔博士，是这样认识的，那天伦敦真冷。

4

请原谅我把镜头闪回，1899年10月2日，那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事。

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件久远年代里的一个场面？也许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抚今追昔”了。

那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在泰安去沂州的驿道上，蹄声得得，一路飞尘地驶来了一辆教堂老爷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圣言会的副主教福约瑟大人，和拎着马棒的教堂执事，和护卫他的扛着来复枪的德国兵。

“让开！让开！”赶车的吆喝着。

挡道的独轮车，一边装着扇石磨，分量不轻，十五岁的李二全和他的爹，两个人都光着膀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努力地想把这不听话的车往路边靠靠，好教马车过去。洋人是惹不得的，连帽子上有顶戴的官员，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

那时的驿道，说实在的，连现在的三级公路也比不上。

第一，土路，坑坑凹凹，全是车辙，第二，狭窄，会车总要磕磕碰碰，少有不骂娘入祖宗的。

“滚！”马车上的人大声吼着。

心越急，越出事，独轮车歪倒了。本来上火，赶车的再吹胡子瞪眼睛，李二全把肩上的绳子甩脱，索性去他妈的了。

穿着黑袍的福约瑟大人，在车上站起来，他说：“我凭我这支手杖，走遍山东，没有一个人敢挡我的路！你好大胆！”

他这样振振有词的时候，他和他的跟役心里都明白，在曹州被打得屁滚尿流，是另外一回事。也许，这是使他恼怒的原因，他下令他的护兵：“给我打！”

德国兵举起了枪。[1]

5

立德尔博士点起了雪茄。

“哈瓦那的，有兴趣吗？”

“谢谢－－”我不抽烟，但我提醒他，门上贴有不准吸烟的标志。

他笑了：“要是他们的邱吉尔在这里，他会服从吗？”他根本不买账。

这样子的一个自以为仅次于上帝的人，你拿他有什么招？他第一次来北京，就够折腾人的，在山东，给王所长出了个难题，要一把真正的大刀会的刀，或者一面大刀会的旗留作纪念。好象他张了嘴，别人必得照办似的，后来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好一个不高兴。在首都机场，硬是不跟王所长拥抱、贴脸告别，却和所长秘书莉莉亲热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