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夜之城（第7/13页）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说。

“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刻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