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第5/8页）

“你观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凯特利说。“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对来说去世较久的则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权力愈大。我认为这是安排组织事物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们负责不同的事。我把这叫做世代性：权力随着年龄增长。”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实质上是官员。他负责管理和组织事务；在战场上，他因擅长谋略而非骁勇善战著称。早期的中国经典作品从不着重于描画战争，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迹，比如乱糟糟的战场。“你不会看到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细节。”凯特利说。“中国经典作品里全是关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才能。全都是非常实在的。”

凯特利根据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他把希腊的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化中最为与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较，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紧随商之后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哲学传统，包括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诗经》、《尚书》、《左传》。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后一位皇帝垮台两个世纪以后；而孔子把周朝视为理想，认为它的文化习俗该被视为社会的典范。

与古希腊文学相比，中国经典里的道德世界条理分明得令人惊讶。在古代的中国世界，好人好事受嘉奖，坏人坏事受惩罚。天上的神不会来到人世作恶。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悲剧。死者的世界实质上与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点：死者具有更大的权力。次序，规律，系统。

“在荷马的史诗中，死者的问题是他们一无所知，”凯特利说。“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来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对话，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和中国作品里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年代越久远就越有权力。古希腊的作品不这么写。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这和祖先崇拜是相抵触的。家族世袭的国家由一些有权力的家族治理整个国家，其政策为这些家族服务；而古希腊人试图缔造的是一个城邦，这和家族世袭的国家相抵触。古希腊人不鼓励祖先崇拜。”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问凯特利，为何中国和西方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观，他谈到了景观。在古代中国的中部平原，气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要更为规律。中国的两大河系——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往东流。两条河流分别固定的模块，在纬度上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贸易的动机，中国古代文明天然就是农业文明。较少迁徙的人们改变想法和技术的可能性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