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第2/4页）

当我发现自己有孕时，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位妇产科医师的名字，在《女性时刻》节目专题报道后，他针对同一主题写了本书，并在一份主流国家报上连载。我觉得找认识的医生看诊较为舒服。此外3虽然我永远不会对里欧坦承3一想到一个在耶路撒冷诞生的孩子就能让叙利亚还有其他封闭的阿拉伯政权感到不安，就带给我一种邪恶的喜悦，这得归因于我童年时与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既然我跟世界多数人一样有权批判以色列的“殖民”政策，那我便同样有权拒绝顺从某些专横的阿拉伯政权幼稚的要求，好比我的衣着、我该与谁交谈，或是我该在哪里生下我的孩子。

那位犹太移民医生令我着迷不已，他家住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通勤上班时，他的安全帽底下总戴着一顶无边犹太礼帽。每回我来产检时都对候诊室里的男男女女感到好奇：戴着假发、一身黑长裙的女人，还有头顶黑帽、两鬓留着卷曲发束的男子（我的孩子们都戏称那两束鬈发为“curly-wurlies[4] ”），信仰虔诚的他们总摇头晃脑地读着每日经文。对我来说，候诊室充满令人愉悦且性感的氛围。我跟这些仪容端庄、脸色苍白的女性坐在一起，就我所知，她们的身体被认为只是丈夫的财产，但是在这家诊所里，当诊间门一关，她们就得躺在男性妇科医生前（双腿架在诊疗椅的脚蹬上），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而她们的丈夫只能在门外祷告。在我的想象里，此举正是这些女人沉默的复仇，是属于她们的小小冒险。

我的外表在候诊室里显得不大寻常，在一群从未晒过太阳、皮肤白皙的极端正统派犹太女子中间，我的孟加拉国肤色显得格外黝黑，此外，我的穿着、说话方式、阅读内容也都与众不同。我总穿着长袖衬衫与长裙，打扮力求低调。某天有个女人不断指着我的衣装，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对这件连衣裙的褶饰图样着迷，但接着她开始猛点头，我以为她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特定的祷告，才需要如此激烈地摆动头部。她就坐在我对面，我一脸困惑，但还是摆出礼貌的微笑，最后她起身坐到我身旁，毫不迟疑地拉起我的连衣裙领口。我才意识到这件连衣裙的领口剪裁会让人露出些微乳沟，这在我眼里无伤大雅，但显然会冒犯室内其他男性。当我翻阅《经济学人》周刊时，我也觉得自己冒犯到他们，仿佛应该拿起候诊室入口桌上叠放的黑色镀金公祷书来读才对。

奇怪的是，处在这个满是经文与众人摇头晃脑祈祷的环境之中，我感觉我的宝宝得到了庇佑。每回照超声波，当医生看着一旁屏幕上的画面，一边用希伯来语说着“Baruch Hashem”，意思是感谢上帝，我就知道我的宝宝很平安。宝宝看来很健康，各种基因测试结果也正常。尽管身为高龄产妇照惯例需要接受侵入性检查，但我不用，因为我的医生说“Baruch Hashem”，一切看来都无大碍。我不否认心底有些害怕，我单凭医师的信仰就舍弃羊膜穿刺，没有检查胎儿是否染色体异常。但既然他相信我怀着“健康”的宝宝，我也就相信。从怀孕初期我就让情绪牵着走，抱着天真、模棱两可的态度面对这一切。里欧说我可能是因为怀孕受荷尔蒙影响，才会对各种潜在风险漠不关心。

“你怎么能够说你对医生的信仰有信心？你自己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啊！”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应该相信直觉才对。”

我确实是跟着直觉走没错，但就此事而言，我的直觉其实是被恐惧牵制的。我害怕侵入性检查，于是选择躲在一条名为恐惧的隐形毯下度过孕期，直到我儿子诞生那一刻，当医生初步检查后宣布“嗯，你的宝宝没有任何唐氏综合征迹象，一切正常”，那条毯子才被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