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第10/18页）

他的那些格言般的随笔极有特点，富有思想。他喜欢言说忧郁、人性、上帝、虚荣心、文学等话题，言说他欣赏而且熟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觉得，“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所以，本质上忧郁的他写作时十分注重心态，注重语调，注重语言色彩。他认为，“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对于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

他不信上帝，在这一点上像尼采。他不信人类，坚持认为“每一个人在沉睡时，心中都有一个先知，而当他醒来时，这世界就多了一点恶了”。他厌恶现代化，“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感到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他一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逐步成为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米尔恰·埃里亚德（1907-1986）是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学者和作家。他的《比较宗教模式》、《永恒返归之神话》以及三卷本《宗教信仰与思想史》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宗教学、神话学、哲学和东方学等诸多领域里的重要地位。同时，《克里斯蒂娜小姐》、《霍尼贝格医生之谜》、《没有青春的青春》等小说又使他成为一位有特色、有价值的小说家。他在二战后，移居巴黎，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生活。我是在美国进修时读到他的作品的，发现他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气氛，这种“神秘”不仅是他小说的氛围，也是他小说的主题。他的小说往往处处是谜，有的甚至是谜中谜。在他的小说中，真实世界恰恰可能是虚幻境界，而虚幻境界恰恰正是真实世界。这样的小说自然地将沉思、内心体验、回忆、智性发现、观察、梦想，甚至想象实验融为一体。而所有这些不仅描绘出了世界的神秘，更呈现出了世界的种种可能性。

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维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他们有时相似，有时又反差极大，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在欧美，围绕着他，始终有种种截然相左的看法。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指责，是从人格方面。赞誉，则从文学视角。他的声名恰恰就在这一片争议中不断上升。以至于，提到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想想，这已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但凭借《亡军的将领》、《梦幻宫殿》、《石头城纪事》、《错宴》等小说，卡达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

《亡军的将领》是部反映战争的小说，可故事却在战争结束差不多二十年之后。硝烟早已散尽。一位意大利将军踏上了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寻找并挖掘意大利士兵的尸骨，然后，将它们带回祖国。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小说的角度和主线。这一角度和主线确立了战争的多重意味和层面，隐约，恍惚，有时遥远，有时贴近，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既是真实的，也像幻觉的。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战争的影子。而有时，战争的影子，比战争本身，更为严酷，死死纠缠着人的心理。

各种声音的回荡，各种文体的交叉，让小说变得丰富、饱满、立体，具有蔓延和加强的力量，紧紧围绕着主线，但常常，故事中又套着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逃兵的日记。它很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章节。那里有一个厌恶战争、热爱生命的青年的真实心理，还有一段异常动人的单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