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第7/8页)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