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旷野（第2/4页）

完善自己不是一种室内活动。因此，一个自以为精神残缺的人，才会像殉道者那样，越过重重阻障，走向大旷野。

“按人民的方式生活，”托尔斯泰说。

人民包围着他，近在咫尺，又相隔遥远。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通往大旷野，但是他确信，脚下的土地是与大旷野连在一起的。他没有耽于星空的渺冥，而是穷于追索道德律的严整；他知道，道德就像野草和荞麦一样在地面上生长。他忠实于这土地。不管最终是否可以通往梦中的家园，总之，走是不会错的。

他固执地走，甚至不避重复：起草解放农奴的计划，发动救灾，募捐，分发卢布和粮食，为灾民子弟兴建学校，亲自砌砖，还有担任功课……他为农民遭受饥荒而深感痛心，形容说，“就像一个患风湿病的人在雨天之前浑身疼痛一样”。在家信中，便不只一次提到如何解决农民的麦种问题。说不清楚，他是周赈穷人抑或救赎自己，但都一样的虔诚，紧迫而且耐心。

在《圣经》里，麦种是一种象征。生命的意义因它而簸扬。当着托尔斯泰把种子和粮食拿去救助那些需要的人们时，便痛切地感到，必须使人类具备一种永无穷匮的可普及的物质。信仰的道路漆黑一团，而他，连第欧根尼的灯也没有，全凭着自己的摸索才找到了这种物质：爱。世界上所有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具有可疑的性质，唯爱至高无上又简单明彻，一如无价的阳光，可以任人分享。“勿抗恶，”托尔斯泰说。于是，他因拯救自己而及于人类，爱成了宗教。这是新的宗教，但也是最古老的宗教，所以他被称为“基督纪元一世纪的犹太教徒”。不同于后来正统的浩大的宗教者，在这里，爱和劳动是密切相关的，一旦劳动成为教仪，生活奢靡而生性懒惰的上流人物便永远无法进入天国了。表面上看起来，托尔斯泰的宗教具有泛爱性质，其实不然；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从地下拉出来的宗教”，与上等人受用的天上掉下来的宗教是大两样的。这样，教会发布文告称他为“伪善的教师”，以反对上帝和神圣的传统为罪名开除他的教藉，就没有什么可骇怪的了。

然而，他点燃的火焰竟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

他的住宅成了大学生，工人，众多希望得到安慰和鼓舞的人们的中心。著名画家列宾为他画的新的肖像，被公众用鲜花装饰起来；在大街上，人们向他欢呼，致敬，大量的信件和电报向他飞来；而他的被禁的著作，也通过手抄或其他不合法的途径不断传递到人们手中……事实上，众多的信徒并不了解他们的“教主”。他根本无意做什么鸟领袖，从来关注的只是内心，并非运动。当“托尔斯泰垦殖队”刚刚组织起来的时候，人们怀着何等的狂热，在俄国，在世界各地拓垦他们的乌托邦，转瞬之间，便都成为陈迹。目睹一出宏伟的戏剧在意想不到的剧情转折中黯淡收场，能不令人沮丧么？

爱是艰难的。世界现存的秩序，使托尔斯泰充满热忱的拯救计划成了最迂腐的说教。幸而他是一个实践家。他热爱人类而非个人，热爱爱本身而非爱的理论。既然人类的命运面临专制、垄断、强暴和各种压迫，所谓爱、同情、拯救，就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对抗的性质。

首先是对抗政府。

权力和制度是横踞在通往大旷野的所有道路之上的巨兽。没有谁可以绕开。

托尔斯泰写了一个著名的小册子《我信仰什么》，公然宣称：“信仰否认权力和政府——战争、死刑、掠夺、盗窃——而这一切全都是政府的本质。”他说，他不是一个爱政治的人；但是，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是致命的，正是藉此，他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社会的漩涡。另一个小册子《天国就在你们心中》，即把不抵抗原则用于各级政府，指出凡使用暴力、战争、监狱、刑法，并以强迫人民纳税来抢劫人民的政府，基本上是不道德的；从而进一步主张拒绝加入政府，拒绝服兵役，拒绝纳税，拒绝为政府服务。实践把他推到理论的反面：不抵抗成了抵抗。他写信正告沙皇说：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由于人民已经随着整个世界走向进步，因此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及与它相依存的正教，就只能依靠多种暴力，诸如：宣布戒严，放逐，死刑，宗教迫害，对书报的审查，思想犯，对教育的滥用等等各种罪恶和残酷的行为来维持。“高压统治的办法可以压迫人民，但不能治理人民。”这是他的政治信条。他自始至终藐视政府的权威，一再动员道德力量实行全面抵制，哪怕毫无效力，哪怕只有他一个人。实际上，他总是唐吉诃德式地单独行动，如阻止沙皇发动战争，揭露政府对饥荒的否认，抗议军事法庭绞死农民，反对对犹太人的迫害，等等。在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当即发表抗议信，说：“这整个事件的真正罪犯，就是我们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