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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做法激怒了不少人，甚至有人发现，同性恋者聚会场所正对面就是家养老院，在阳台上就能将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当年，群情激愤。真是一场灾难。

了解与同理心，是一切沟通的基础。

1944年，瑞典政府正式将同性恋者除罪化，同志不再被视为罪犯。1950年10月21日，35位男性与1位女性成立了RFSL——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

某位名叫古那·奈康德的医生曾接受《晚报新闻》采访，被要求评价一下这个同性恋社团。他表示，同性恋者成立社团一点都不奇怪，至少不会比结核病人或盲人成立社团奇怪。这位医生的“宽宏大量”，在当时实在是够前卫、够极端了。

在一份社团的会议记录中，会员们“相约前往一位住在索尔纳的叫G.A.派特生的人家中集会。所有人就座后，G.A.以咖啡与小点心招待大家，并简短地表达竭诚欢迎之意”。

然而奇怪的是，整份文件中只字未提社团由同性恋者所组织的事实，会员们的真实姓名也仅见单名或缩写字母。往后数十年间，整个社团都是如此小心翼翼。

也许这还不够怪。

约斯塔·瑞兰德教授是瑞典卫生署科学委员会成员。关于那些同性恋者，他曾写过下列分析：“最后，我们必须强调，同性恋者的行为构成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背后隐藏着许多高度异质性有机化，或由环境影响的异常身心状态。总结而论，同性恋者的临床症状呈现高度异质性，包括失志状态、机械性或具传染性的脑部伤害，以及长期性中毒状态。”

所有拉上的帘幕，所有的小心翼翼，所有公告上不能曝光的姓名——这一切都成了勇于尝试突破的先决条件。突破，是需要勇气的！

最后，激进派获胜，所有的帘幕与遮掩消失无踪。

当时的提米夜总会就有某种示范性橱窗的功能。

拉斯穆斯其实并不孤独。

除了他以外，许多少男少女都曾站在夜总会对面的人行道上，朝里面张望着，心中夹杂着敬畏、渴望与焦虑，狂跳的心几乎就要跃出胸口。（顺带一提，拉斯穆斯遇见的那位羞怯老头，就是20世纪80年代提米夜总会大名鼎鼎的常客：欧克伯父。他看来是如此慈祥，还参加过救世军与教会唱诗班。他可能貌不惊人，但经历可是相当精彩。）

每到周末，木匠街上的RFSL会馆总是人满为患，RFSL斯德哥尔摩分部的会员数也急速增加。

但总有人不敢尝试，不管是体面或不够体面的场所，他们就是不敢。这种人还是存在的。

这种人的选择，就只剩下公园和公厕了。

毛皮湾公园，亨姆勒花园，皇冠山公园，长岛区，泉水湾上的佛雷斯科提园区，市政厅公园。种类繁多，任君挑选。

本杰明背后就是有名的同志圆环。站在圆环旁边的男人们斜着眼观察四周情况。

侦察着，等候着，睨视着，静待时机，决定彼此的位置。

他们当中总有人需要活动活动，进厕所转个一圈，没多久又转出来，靠到圆环边重新开始等候。

本杰明坐在长凳上，强迫自己将果汁一口接一口喝下，假装在等火车。他甚至起身一两次，缓步走到大厅中央标示着所有火车班次的时刻表前，假装仔细地读着，找寻自己要搭的班次。

他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针对谁耍这种心机的猜谜游戏。

旅客？其他碰巧经过或停留在火车站的人？

也许，他只想瞒过耶和华的法眼。

或者说……他想瞒过自己。

就这样拖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还是难忍尿意，勉强鼓起勇气，走进厕所。

本杰明只是个刚好需要小便的年轻人而已。

他也许，可能，应该只是要等火车。此刻，他旁边刚好就有公厕，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他进去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