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的象征性自传邱柯斯基8

在比较早期的小说中，黑塞描写一些个体，朝着一个能强烈感受到，却不完美地达成的理想而奋斗。个体和他的奋斗占了最显著的地位，而那个理想只是借着设计的方法——譬如《荒原狼》的麻醉性梦幻，《悉达多求道记》结尾的顿悟，《戴密安》的幻想，或是戈特曼的梦见原始母亲——间歇地进到小说里来。“在《东方之旅》以前的大部分作品中，”黑塞在1935年写道，“我给予我的弱点和困难的证据，比给予信心的还要多，而尽管有它的弱点，这个信心却使我的生存成为可能，并且巩固了它。”不过，在他最后两本主要作品当中，重点转移了：理想本身移动到故事的中心——观察得不完美，然而还是主要的——而个体则退到周围去。这种转移反映在标题本身。早期的作品是以人名为书名，最后两本却由事物得到了标题：《东方之旅》和《玻璃珠游戏》。这种倾向反映出黑塞态度的一项发展，因为团体已经超越个体——这一项事实由于主题强调服务的理想而被加强。已经完成个体化过程的圆满个体无须再大声疾呼地坚持他珍贵的人格。对自己感到安全，他可以无私地像《东方之旅》的里欧，或《玻璃珠游戏》的约瑟夫·克涅特和那位老音乐家一样，献身给团体。在这两本小说中，我们不再有一位朝着模糊的理想奋斗的主角，而只有叙述者试图加以解说和表达的一个中心理想。

如同我们预料得到的，《东方之旅》几乎是滔滔不绝地用了那些我们以前拿来解说黑塞的千年至福幻想和魔法思想的字句。其中提到“第三王国”（Drittes Reich——几乎是黑塞最后一次用这个名词）——它以一种“精神政体”的形式而存在。这个灵魂的王国只不过是永恒的灵魂之川的一部分——黑塞所说的灵魂是指表现在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的人类不可磨灭的精神因素。他毅然不提到任何不可触摸的宗教概念。精神政体不仅仅是“一切时间的统一”——那就是说，时间上垂直的同时存在。它也是空间上的水平整体，包括了一切地点和现在活着的一切人——一种使得“生与诗的混合”有可能产生的“魔法”状态。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同时体验每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去随意地交换外在与内在，去搬动时空，如同搬动剧院中的布景一般”。要重述那些熟悉的词句是没有意思的。显然地，我们正在研讨黑塞理想的第一次真正示范性的传译，这到现在为止，暗示的一直都多于叙述或表达的。

盟会小说

《东方之旅》是一篇故事，而不是哲学论文。因此，这个理想必须以具体的词句传达，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上，因为黑塞的理想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理想，所存在的程度只达到它表现在人类精神的产物中者，所以它不能够以纯抽象的说法表达出来：它要求实质化。面临一个新的叙事情况——最显著的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人性的命运——以及以小说的形式传达这个情况的需要，黑塞又回到传统中，在那里他找到一种古老的形式，可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盟会小说（Bundesroman）。如同玛丽安·塔尔曼（Marianne Thalmann）在她的最后研究中所证实的，盟会小说是具有清晰特征的小说形式。它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当秘密结社达到它们影响力的尖峰的时候兴起的。当时的重要人物（弗烈德利克大帝、歌德、赫德、裴斯塔洛齐、莫扎特——实际上，几乎除了席勒以外）大部分都属于某一个结社。作为对于贫瘠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崛起，这些秘密结社跟20世纪反抗实证主义的那种神秘主义，有相当惊人的类似。不管怎样，无可避免地，这一种民众运动一定会反映到当代的文学当中，而像梅杨（Meyern）的《迭那索》（Dya-Na-Sore）和《格洛斯》（Grosse）的“精灵”这种标题富于异国风味的小说，迅速地跃居当代畅销书之首，如同刘易斯的《僧侣》一书在英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