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卑微与伟大（第3/4页）

这不是第一部萧红的传记电影，但是与以往都不同的是，唯有这部电影是真正把萧红当做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所成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情史丰富的女文青去看待。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简单单地聊了点文学创作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不写作的观众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打心底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了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在乎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仅仅这么两处，就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是深深同情的。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因此所有的女性作者，在她创作的初期，都曾经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有跳脱女性角色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追求把文章写得像男人一样，她们贴上胡子，把自己装成一个男人，有的女性作者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群男性的读者群体，忍不住在文章中搔首弄姿，以迎合男性赏读的趣味，这样的心理，常导致女性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刚刚开始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最大的夸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以至于后来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想明白了，这并不是一种夸奖，你是一个女人，却要伪装成一个男作者，那么你这种对自己的性别的嫌弃和不自信，就会造成你文化上的不自信，而一个不自信的作家，是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的。

我认为在中国的前辈女作家中，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她们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曾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写作。这是由于她们有着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她们既不在乎也不讨好男性的话语权，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也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地，浑然天成地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也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才有的赤子之心——当你写作时，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对自己的作家身份没有夹杂着丝毫写作以外的杂念和自我怀疑，也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写作给了她自由飞翔的天空，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她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这个社会赋予她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一个女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观念的束缚，自身要突破的心理枷锁就要更多，彻底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在身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而身为女人的萧红，则一生都为此困惑和挣扎。在电影的最后，当我看到萧红慢慢地合上眼睛，我的心中有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活得实在太辛苦，真的解脱了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