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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的遗体停放在起居室，那一段日子，丽特天天都待在我们家。每天一大早，她就过来，直到深夜才回自己的家。亨克是溺水身亡的，因此，棺材的盖板不能长时间地打开。十九日的夜里，气温骤然下降，我们把那两扇框格窗打开了。母亲和丽特什么都不干，就那么整天整天地坐在厨房里。偶尔会有人到家里来，但多数情况下，来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九六七年，他们中有三个还依然健在。父亲和我尽量避免照面，尽可能多地待在屋外。家里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两个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厨房里，亨克的尸体摆放在空无一人的起居室里。到了夜里，我无法入睡，我担心会闻到亨克身上的味道。事故发生两天之后，我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上了几节课。在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停下来，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3)的最高处，望着奥兰治水闸(4)。我非常确定，十九日那天，我上的是语言学课，因为一到家，母亲就对我说：亨克走了。十九日之前及之后上的什么课，已经彻底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回家的路上，我会再一次停下来，再一次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的上面，而这一回，我看的是外艾瑟尔湖的湖面，我不想马上踩动自行车的踏板。那一年正好是大桥建成十周年。我觉得不会有人关注我的存在：父母亲是长辈，丽特是未婚妻，而我只不过是兄弟。

从那一天开始，每次出门，我几乎都是往北走，我再也没有去过村庄的南边。

葬礼过后，丽特还会时常浑身颤抖，因为她深感内疚，也因为艾瑟尔湖的湖水寒冷彻骨。其他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四个人默默坐在厨房里。丽特坐在亨克的位置上，光线从她背后的那扇边窗照射进来。父亲拿起空了的咖啡杯，轻轻地来回晃动杯子里的勺子，眼睛则始终盯着他面前的桌面。母亲站起来，默默地给他续上一杯咖啡。亨克也会那样做，也会让咖啡杯里的勺子跳动起来，但他那样做的时候会冲着我微笑，而且，母亲给他的杯子续上咖啡后他还会对母亲说一声“谢谢”。我注意到，丽特看着父亲，父亲正搅拌着奶皮让它与咖啡融合。接着，她又看看我。在她的眼睛里，我又看到了她与亨克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她看着我时的那种困惑。我不记得是否跟她说过话。她跟母亲说话。那一个星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当时，她应该是有一份工作，我记不得了。三天过后，她还在我们家里，她似乎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她的情绪感染了母亲。她们常常在一起散步，常常到博士曼风车那里去，她们似乎也知道那个地方对亨克很重要。她跟我们同桌吃饭，那显得极其自然；至少母亲和我觉得非常自然，对于父亲来说可不见得。那天傍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父亲一言不发，缓慢而费力地吃着晚饭。他叉起一大块土豆塞进了嘴巴，随即开口对着丽特说了一句话。事实上，那是整整一个星期的沉默之后父亲对丽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请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回来。”

她放下手里的刀叉——用刀叉吃饭的，家里就她一个——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她吃了一半的盘子边，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好吧，”她说，她语气平静，似乎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她向门厅走去，穿上外套，推开前门走了出去。母亲开始哭泣。我站起身，走到正面的那扇窗户旁边。我看到她正骑着自行车拐弯上公路。那就是丽特留给我的最后的形象：弓着背（她是逆风），金色的长发随风飘动，沿着窄窄的、空荡荡的公路渐渐远去。愈是靠近堤坝的方向，公路变得愈加的空无一人。她消失了，就像十一月份那个红色的自行车尾灯，消失在窗框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