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我们全都在等他（第3/5页）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师，穆斯塔法三世统治期间的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听到一位口无遮拦的朋友说了一句鲁莽失礼的话之后，突然受到启发（那位朋友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教长家拜访，看见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精美的写字台，不禁说道：“尊贵的先生，你的书桌看起来就好像你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啊。”），于是在1761年3月提笔写下一首双韵长诗，其中用了许多关于他的脑袋和写字台的比喻，以证明两者中的每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脑袋也有十二个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亚美尼亚制写字台，有两个小柜、四个架子和十二个抽屉——以便让我们置放时间、空间、数字、文件，以及我们今日称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种零星杂物。而在他二十年后，康德才把纯粹理性分类成十二个范畴。如果我们就因此推论说，德国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据为己有，那么此种说法，正是第三种愚昧的例子。

费瑞·凯末尔医生，当他提笔描绘众人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时，并没有料到一百年后，他的同胞会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来解读他的书，不过，要是他知道了，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毕竟，他一辈子就被包围在冷漠和忽视的光环中，致使他隐遁入一个寂静的梦里。今天，当我想像他那张从未拍照留存的脸时，眼前只浮现一个梦游者的脸：他已彻底上瘾。阿布杜拉曼·谢瑞夫写了一篇满纸诽谤的研究文章《新奥斯曼人与自由》，告诉我们，费瑞·凯末尔医生把他的许多病人变成和他一样上瘾。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着某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没错，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欧陆之旅的前一年!——并发表了几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报》和《记者报》两份欧洲报纸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当青年土耳其党员与意见不合的宫廷达成妥协后，相继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时也不见他的踪迹[2]。既然他在书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或许他也知道我最喜爱的德昆西[3]，也许他正在尝试鸦片，不过在他书中谈到他的部分，却看不出有这类尝试的蛛丝马迹；相反的，文中许多地方都透露出一个我们今日急需的逻辑概念。我写作这篇专栏的目的，便是为了散播这个逻辑，并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构想，推荐给我们军队中爱国的军官们。

不过，要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该书的背景环境。设想一本书，蓝皮线装，印在草纸上，总共只有九十六页，1861年由出版商普雷马拉西斯在巴黎出版。设想其中法国画家（但尼叶）所画的插图，看起来不像旧时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遍布着石头建筑、人行道和拼花石板路。设想这样的画面，现今的水泥老鼠洞、阴影、家具和周围环境，让人联想到的是各种悬吊通电的现代酷刑器具，而不是旧时用来维持秩序的石头地窖和简陋刑具。

书本一开始，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某条暗巷。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守夜人用警棍敲打人行道的声音，以及远处街弄里野狗打群架的嗥叫。木房子的格子窗棂没有渗出半丝光线。几缕青烟从烟囱里袅袅飘散，漫成游丝般的雾气，沉淀在圆顶和屋脊上。深邃的阒静中，依稀可听见荒凉的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见了这陌生、新奇、出乎意料的脚步声，每个人——那些套上层层毛衣准备钻入冰冷被窝的人，以及那些早已躲入羽绒被下悠然熟睡的人——都认为那代表着佳音降临。

第二天，一扫昨夜的阴郁，处处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每个人都认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大家明白那无止无尽、满载苦难的永恒岁月终于结束了。他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重新和好的敌对宿仇、啃食糖渍苹果和麦芽糖的孩童、彼此嬉闹的男男女女、跳舞玩乐的人们。他似乎更像个被手足环绕的兄长，而不像那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走在悲苦的群众之间，指引他们美好的生活和一连串的胜利。尽管如此，他的脸上却有一抹疑虑的阴影，一丝忧惧，一丝不祥的预兆。然后，正当他沉思着在街道漫步时，大帕夏的手下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一间石砌的地牢里。夜半时分，大帕夏手里拿着一枝蜡烛，亲自下到牢房里探视他，并与他彻夜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