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觉、重复与革命：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第2/3页）

国民的灵魂是沉默的，因为他们各不相同，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革命或不革命，与国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清晰的，因为人们不但不了解他人，而且也并不了解自己。他们是围在高墙里的人，没有声音，而鲁迅“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孤寂”这个词与《〈呐喊〉自序》里关于“寂寞”的叙述有些呼应的关系，[7]但孤寂而要写出，就已经有了“开口”的意思。或者说，感到了“孤寂”就是“呐喊”的前夜了。鲁迅说自己不是阿Q，但又强调阿Q是中国人的影子，就此而言，鲁迅也是在这个相互隔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谱里面生活的一个人。他把自己对于隔绝的写作也凝聚在叙述里，“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效果。《阿Q正传》用这样一个方法，以最客观的语调叙述人物及其故事，得到的是一个寓言式的构造——连同“孤寂地姑且写出”的作者也是他所写的中国的人生”的一环。

就是在这一孤寂的摸索中，他发觉了阿Q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8]

把这段话放在与郑振铎对话的语境中，其实还是有难解之处。鲁迅认为将阿Q描写为革命党并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而且阿Q的革命并非前现代的革命或者现代的前身，而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中国人的命运。因此，理解《阿Q正传》的关键就在于寻找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为什么内在地包含着革命的——或者说，这样一种革命的——潜能。

但是，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一潜能？首先，如果阿Q仅仅是国民性或民族劣根性的表达，那么，革命就不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精神胜利法中找到革命的必然性，我们也无法从各自隔绝的孤寂中找到呐喊的可能性；如果国民的灵魂中不是内在地包含这一潜能，阿Q的人格就是两个，历来的分析似乎没有在文本中找到这些内在的依据，鲁迅的不满也因此而生。1930年，王乔南（1896—？）将《阿Q正传》改变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并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答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9]王乔南式的诠释是失败的阅读，鲁迅的不满大概就源于这样的解释仍然将阿Q的性格单面化了。

其次，从表面看，阿Q的革命只是对于旧模式、旧习惯的重复，但如果仅此而已，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也许需要解释鲁迅对于重复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某种理解，而其前提是区分两种重复，或者区分轮回与重复之间的差异。轮回，也就是第一种重复，是一种自我回归的现象，前一个状态与后一个状态之间没有质的差别；重复，是一种再度出现的行为方式和现象，但对应着独特的问题和事件，从而不能在“轮回”的意义上加以解释。鲁迅在这段话中提及了两个与阿Q的革命有关的条件，一是中国发生革命，二是作为革命的后果的、已经难以追踪的“民国元年”。阿Q的革命不同于先前的任何同类的行动，这不是由阿Q的动机决定的，而是由革命这一事件决定的。革命以重复的形式出现，却包含着不可重复性，否则怎么能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呢？“民国元年”是独特的事件。鲁迅的这段话中提到了革命与改革的重复性，也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阿Q革命的重复性——重复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在时间的轴线上与过去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在空间的关系上与中心事件的互动。正由于此，每一个重复性之中都包含了与前一个重复性不同的独特内含，而这种内含又是通过重复及其克服来呈现的。因此，要准确地理解阿Q的革命还要理解他的行动与作为“事件”的革命之间的关系。在我阅读中，阿Q的“重复”是以六个瞬间之间的质量上的区分为线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