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二〇〇〇年（第5/7页）

原以为与自己无关的亚洲金融风暴，居然波及金智英的家庭。身为公职人员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是捧的铁饭碗，裁员、提前荣退这些事情，仿佛只会在金融界或大企业里出现，没想到在公务员之间也掀起了一股组织调整风潮，父亲惨遭主管劝退，希望他可以主动请辞。父亲的同事各个都吃了秤砣铁了心，无论如何都要死赖着不走，撑到最后一刻。父亲亦如此，但心中依旧忐忑不安。虽然之前薪水不多，但至少每个月的收入都很稳定，他一直很自豪，可以用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人。尽管他一如往常地认真工作，脚踏实地，没有做错任何事，但生活还是出现危机，这是令他最感错愕又彷徨失措的。

当时金恩英刚好就读高三，尽管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她还是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努力守住课业成绩。虽然她的成绩没好到名列前茅，但是整个高三那年，她的成绩节节提升，最后得到了她自己也满意的联考成绩。

母亲小心翼翼地询问大女儿，要不要选填一所位于地方城市的师范大学，这是母亲苦思许久才想出的办法。因为眼下情况是老一辈人已经被社会淘汰出场，而年轻一辈则还没投入职场、找到工作。原以为退休后会有保障的父亲也变得饭碗不保，下面还有金智英和弟弟要抚养，经济却持续低迷。母亲希望金恩英可以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一所毕业后较容易找到安稳工作的大学就读，更何况师范大学的学费也比其他大学便宜。但是当时公务员和教师早已是热门行业，进入师范大学的门槛创下历年来新高，以金恩英的联考成绩，虽然可以顺利进入首尔的大学，但要挤进首尔的师范大学根本无望。

金恩英的梦想是成为电视制作人，当然早已想好要填大众传播的相关志愿，也已按照自己的成绩列出有机会考上的学校，并找出这些学校往年的论述考试(2)资料来阅读。因此，当母亲提议就读师范大学时，金恩英连一秒钟都没有考虑，便断然表示不愿意。

“我不想当老师，我有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我也不懂为什么要跑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读大学。”

“你要想远一点啊，还有什么工作比当老师更适合女生的？”

“当老师有什么好的？”

“早下班啊，还有寒暑假，又容易有休假，等你以后有了孩子还要上班就会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孩子难道是女人自己生的吗？妈，你也会对儿子说这些话吗？你也会劝弟弟去读师范大学？”

金恩英和金智英姐妹俩，从小到大从未听人说过要她们找个好老公、嫁进好人家、当个好妈妈、会做饭这些话，当然，她们也的确从小做过很多家务，但那只是单纯帮父母分担家务而已，她们认为这是身为儿女本来就应该做的，并非因为自己是女孩才要学做这些。随着姐妹俩年纪渐长，父母亲最常叨念她们的也只有两点：一是生活习惯或仪态，例如走路要抬头挺胸，把书桌整理干净，不要在灯光昏暗的地方看书，书包要整理好，要跟长辈问好之类的；二是叫她们去读书。

这年头似乎已经不再有父母认为女孩不用读书，或少读一点也无所谓，女孩和男孩一样穿制服、背书包去上学，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孩也和男孩一样思考着自己的出路，规划自己踏入社会后的未来，并努力竞争，只求能在这社会中生存。两姐妹成长的那个年代，刚好赶上女权意识抬头、女性地位提升，社会风气是鼓励并支持女性的。金恩英二十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年，政府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相关法案，而在金智英二十岁那年，即二〇〇一年，国家行政机关则出现了“女性部”(3)，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女性”的标签就会默默地遮住人们的双眼，转移人们的脚步，使人走回头路，这总是令人感到惊讶、困惑。

“更何况我连自己会不会结婚生子都不知道，噢，说不定在那之前先没了小命也不一定，干吗非得想那么远，反而不能做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呢？”

母亲转头望向贴在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一言不发地凝视许久，地图的边边角角早已被磨得老旧泛黄，上面贴有几张绿色和蓝色的爱心贴纸。那是金恩英当初把原本要用来装饰日记本的贴纸送给金智英，建议她把想去的国家标示出来，最后金智英把贴纸贴在了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金恩英则把贴纸贴在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母亲问她为什么想去那些国家，金恩英答道：“感觉那边韩国人比较少。”对那些贴纸背后的含意，母亲也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