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2/5页）

我离开米德尔敦的那天感觉和此前离开家乡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当我离家去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会经常回来，而且今后可能还会在故乡待很长时间（的确如此）。在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后，再离家去哥伦布读大学也就不在话下。我对离开米德尔敦前往其他地方已经驾轻就熟了，也习惯了那种孤独。但这次我知道我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但没关系，因为米德尔敦对我已经没有家的感觉。

我第一天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看到走廊墙上的海报上写着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要来参加一个小活动。我简直不敢相信：托尼·布莱尔就在一间教室里给几十个学生做演讲？如果他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那里的千人礼堂都会座无虚席。“嗯，他经常来耶鲁演讲，”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儿子在这读本科。”几天后，我在走向大门的时候转过一个拐角，差点撞上个人，我说“对不起”，然后抬头看了看，发现那人竟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名人来访的事儿一星期至少发生一次。耶鲁法学院是读书人的好莱坞，每每令我这个游客叹为观止。

根据学校课程设计，第一学期还比较轻松。我在其他法律学校的朋友都被铺天盖地的作业包围，并且为严苛的评分系统所苦——评分曲线把你和你的同学置于残酷的竞争中。而我们这儿，院长在入学指导的时候说让我们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无论它们能把我们引向何方，不要过多担心分数多少。一开始的四门课都算学分课，成绩不计入绩点，这就容易多了。

其中一门是16人的宪法研讨会，我在班上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几个自称像在“错位玩具岛”（Island of Misfit Toys）[1]上一样。我们中有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保守乡巴佬，印第安移民的绝顶聪明的女儿，在社会上打拼十多年、熟谙人情世故的非裔加拿大人，菲尼克斯来的神经科学家，家就住耶鲁旁边、胸怀大志的民权律师，极力主张进步、幽默感绝佳的女同性恋等，虽然我们之中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量，但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积极的。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美国历史迷，所以我发现校园里的一些建筑年代比独立战争还久远时非常激动。有时我会在校园里寻找能够说明那些建筑的年代的标示。那些建筑都是新哥特式的杰出艺术品，高耸入云，美得令人窒息。楼宇内部，精致的石刻和木饰给法学院营造了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氛围。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我们这儿是霍格沃茨法学院，把法学院和那套奇幻小说里的场景相比真是再生动不过了。

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但也不是难得让人没法活了。我有时会想校方终会发现他们看错了我，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真诚道歉并让我回米德尔敦。但有时也会想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毕竟这里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而我并不很符合资格。事实上，虽然学校里确实有罕见的天才，但大多数同学虽然聪明却也不是奇才，因此在课堂讨论和考试的时候，我基本都能应付过来。

当然并不是事事顺心。我一直自认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有一次我把一篇草率写就的作文交给一位以苛刻著称的教授，他写了一些严厉批评的话返还给我。“太差了。”他在其中一页潦草地写道。另一页，他圈出了一大段，在页边写到，“一堆糟粕一样的句子拼凑成一段话，真令人作呕。改。”我听小道消息说这位教授认为耶鲁应该只录取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利斯顿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们不是去纠正错误的，这里有太多小孩需要被纠正了。”听了这番话，我下决心要改变他的想法。学期末，他给我的作文的评价是“优异”，并承认他对州立大学的看法可能错了。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深得教授喜爱，成绩很棒，暑假要去梦想的岗位上实习——给一名在任参议员的首席法律顾问当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