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4/5页）

我不确定是什么驱使我做出改变。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不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了：我父母的过失不是我的错，所以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说，我担心没有人会了解我外祖父母在我人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最好的朋友中也没几个知道，如果没有阿嬷和阿公，我的生活该有多么绝望。所以也许我只是想颂扬那些值得颂扬的人。

还有别的原因。当我意识到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多么不一样，我渐渐理解了我和我老家的人有多么相似。最重要的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近来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矛盾。开学后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个离莉姨家不远处的加油站加油。离我最近的加油泵那的一位女士和我聊了起来，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耶鲁的T恤。“你上过耶鲁大学？”我问。“没有，”她回答道，“我侄子在那读书。你也是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简直是在显摆，她侄子去上耶鲁，命真好，而我却仍然无法适应说自己已经是个名牌大学学生了。听了她的话，我必须做出回应，是说自己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呢，还是个外祖父母是乡巴佬的米德尔敦穷孩子。如果说了前者，那我就可以跟她互相客套一番，谈谈纽黑文的美景；如果说了后者，那么我们之间就相当于隔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她是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在她的鸡尾酒派对和那些阔气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们死守着自己的枪和宗教。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我勉强回了一句：“不，我没上耶鲁，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后我就开车走了。

这不是我引以为豪的时刻，但是这一刻突显了快速向上流动所引发的社会内部矛盾：我向一个陌生人撒了谎，以免感觉自己像个背叛者。从这件事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我已经提到过的：文化隔阂的一个后果是，认为成功的常规衡量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所不应达到的。阿嬷总是劝我摒弃这种想法，她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个教训是，不仅是我们自己这个群体在强化这种局外人的态度，而且我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强化这种态度，比如那个说耶鲁法学院不应录取非名牌大学学生的教授。无法量化这些态度如何影响着工人阶级，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更难爬上经济阶梯，还更容易在爬到顶后再掉下来，我觉得他们在抛却原有身份时感到的不安也至少稍微有些影响。而上层阶级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除了推行明智的公共政策之外，还要打开上层人士的心胸，让他们接受不太有归属感的新来人。

虽然我们赞颂着社会流动，但它也有弊端。这个术语显然暗示了一种动态过程——去往理论上更好的生活，的确是这样，但同时也让人离开了一些东西。而且你不能一直控制你已经离开了的那个原先的生活。在过去几年，我在巴拿马和英格兰度过假。我在昂贵的有机食品超市买过东西。我听过管弦乐音乐会。我试过摆脱对“精制加工糖”（refined processed sugars，这个术语里至少有一个词是多余的）的瘾。我也担心过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种族偏见。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坏。事实上，大都是好事——去英格兰是我儿时的梦想；少吃点糖对身体好。同时，这些事件告诉我，社会流动不只是财富多寡等经济学问题，还关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穷人相比，有钱有权的人除了钱和权，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当你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人士阶层，那么几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就是不健康。对于这一点我感触最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耶鲁的一个朋友去老乡村店（Cracker Barrel）吃饭。小时候，去这家店吃饭是最高的用餐享受，因为这是阿嬷和我最喜欢的餐厅。而和耶鲁的朋友在一起，它就成了一家脏兮兮、油腻腻的破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