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意孤行 风满御史台（第3/4页）

孙昌龄莫名其妙被劈头盖脸骂得狗血喷头，只好硬着头皮出面弹劾那个状告刘述的开封法官王克臣，说他巴结权贵欺君罔上，又说了王安石新法的许多不是，这才撇清自己与王安石的关系，挽回自己在监察部门的脸面。[14]

结果，孙昌龄也被贬。[15]

这时，一位言谏官员看不下去了。此公名叫范纯仁，职务是同知谏院，即言谏部门的副长官。言谏与监察虽然任务不同，前者劝谏皇帝，后者监督官员，但由于都负有反映舆情之责，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何况这位范纯仁也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正是曾经的改革派领袖范仲淹。

与范纯仁并肩作战的是司马光。他直言不讳地说：王安石原本就不得人心，现在又因为他而罢免御史，这是双重的不顾民心向背。如果监察官员忠于职守也要受到处分，臣恐从今往后，天下人都会闭上嘴巴，陛下再也听不到真话。

范纯仁更是义愤填膺。他说：人臣以尽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只有这样，执政才不敢为所欲为，小人也才不能祸国殃民。祖宗创立的言谏监察制度如果被破坏，请问陛下靠什么保证长治久安？何况王安石离经叛道党同伐异，岂非倒行逆施，难道不该罢免？曾公亮同流合污晚节不保，赵抃心知其非而不能力挽狂澜，难道还要留任？[16]

这时的司马光和范纯仁同心同德，共同维护着帝制时代原本就稀缺的言论自由，以及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后来司马光也会变得跋扈，范纯仁跟他也要分手。

神宗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但王安石提出要将刘述送进大狱，皇帝也不同意。最后的结果，是刘述被贬到今天的江西九江去做知州，只不过是在范纯仁辞职之后。[17]

辞职并没有马上得到批准，王安石甚至悄悄托人带话给范纯仁：别走，政府已经在讨论安排你做知制诰。范纯仁却嗤之以鼻：这种话怎么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是要收买，还是吓唬？意见不被采纳，高官厚禄有什么用？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的奏折抄送中书省，等于发表了公开信。

王安石咬牙切齿，奏请皇帝重罚范纯仁。

神宗说：他没有罪，给个好地方做知府去吧！[18]

富弼却坐不住了。

作为三朝元老，富弼深知皇帝任命的初衷，原本也是打算维护安定团结的。他甚至在上任不久就将言谏和监察官员请到政府，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可惜没人体恤他这和事佬，谏院的长官就不客气地说：朝廷如果做得对，谁敢不赞成？做得不对，下官就算想赞同，也办不到呀！[19]

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王安石固然咄咄逼人，范纯仁也不依不饶。范纯仁说：富弼身受三朝厚恩，却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于公于私都不妥当。由于富弼与先臣（范仲淹）是老朋友，臣又是言官，不敢私下里向他提出忠告。因此，恳请陛下将臣的奏折交给他看，让他好好反省反省。[20]

富弼无奈，只好辞职。神宗也无奈，只好同意。

于是皇帝问富弼：爱卿离职，谁可替代？

富弼答：文彦博。

皇帝默然。过了一会儿，又问：王安石怎么样？

富弼也一言不发。[21]

神宗不想要文彦博，富弼不想要王安石，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落在了陈升之的头上。

不过谁都没想到，陈升之跟王安石也翻脸了。

[9]见《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己亥日条及庚子日条。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和乙巳日条。

[11]见《宋史·富弼传》、李焘《长编》卷一百三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庆历二年三月己巳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