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第8/10页）

又一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张和态度，又和洛、朔两派不同。他们的议论，可以苏氏兄弟【轼、辙。】为代表。上层则为黄老，下层则为纵横。尚权术，主机变，其意见常在转动中，不易捉摸。他们又多讲文学，不似洛、朔两派之严肃做人。

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此事在洛派极端赞成，而蜀派则认为“多事”。【苏轼反对兴学校之理论云：“治人在于知人，知人在于南实。治宫室，养游士，置官立师，不帅教者屏之远方，是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诗赋为经义，此层洛学自所赞成，朔派亦不反对。

治平元年，光有定夺贡院科场不用诗赋，已开王氏先声。又治平二年，乞令选人试经义，则光对此事，见解与安石一致。故谓：“神宗皇帝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诚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

而苏轼仍生异议。

谓：“兴德行在于修身格物。设科立名，是教天下以伪。策论、诗赋，自政事言之，均为无益。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毕仲游【西台集。】则谓：“汉、唐诸儒，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应举，经术但为利禄之具，尊经术而反卑之。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诗赋虽欲取合而无由。习诗赋，必须涉猎九经，泛观子史。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涉猎泛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大。至于经义，则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知一经而四经不知。诗赋声律易见，经义散文难考。诗赋出题无穷，经义问目有尽。诗赋必自作，经义可用他人。诗赋惟校工拙，经义多用偏见。”【刘挚立论亦略似。】似较苏辨更为就实。

王安石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自为正论。苏氏轻为立异，殊若无谓。至毕、刘所争，则事后流弊实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此亦唐宋人才转变一大关键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举时文之弊，请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求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全用苏氏议论，舒议遂寝。文人一时标新立异，其见解乃足贻误六、七百年后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苏氏兄弟初亦反对。【苏辙谓：“役人必用乡户，如衣之必用丝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换。”】其后司马光复差役，苏氏却又不赞成。【苏轼云：“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起，不能使农民应差。王安石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马光亦曾极论衙前之害，至是乃排众议而复役，亦可惜也。】

他们的学术，因为先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此层所以与洛学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此层所以与朔学异。】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词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此层却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词也。欧阳修、张方平等较前辈的南方文人，亦颇有近于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