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第10/14页）

《志》第四《地理》。

明之幅员远逊于元，元除属地庞大无伦不计外，其辖于中书省及行省者，尚非明之所能尽有。元之为省十二，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一。其中书省及辽东行省，明已不全，其岭北行省、征东行省，明盖无之。明全国俗称两京十三省，北京、南京两辖境皆称直隶，余分十三区，各设布政司，即两直隶与十三布政司也。其建置沿革事属专门，不人此讲义。

《志》第五《礼》。

礼之为用，制节谨度，纳民轨物，凡有国者所同，孔子所谓“与奢宁俭”，此为为国以礼之本意。前于民事中已见大略。其余俟礼学专门研究。至帝制时之郊庙坛，朝觐山陵，多非当务之急。官民阶级，今亦难为区别。至为庶民定制，《志》文虽不多，亦在礼学专门范围。

《志》第六《乐》。《志》第七《仪卫》。《志》第八《舆服》。

以上三《志》，乐属专门；仪卫、舆服乃帝制时代之物，因帝制时代而繁复，今当并人礼制而言，亦俟专门肄之。

《志》第九《选举》。

明选举之法有四，末流专重科目，几乎止有科举取士、铨选任官两事。四为：一、学校，二、科目，三、荐举，四、铨选。

学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且为经制之普及。古时只有国学、郡县学；守令得人则兴，去官辄罢。或因尊师而设书院，皆人存政举之事。洪武元年七月，带刀舍人周宗上疏，请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上嘉纳之。事见《纪事本末》。周宗史无传，惟《兴宗孝康皇帝传》：“洪武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上嘉纳。”盖其人专以教育为念，每上书皆及此事。而天下府州县设学，尤开前古所未有。屡荷嘉纳，亦不闻重用其人，特以带刀舍人言事，可见开国人才之多也。是为天下遍设学校之始。太祖特重学校，往往任国学生为民事奔走全国，说已见前。《续通考》又载：“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给事中及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清理军籍。”则清军事亦使国子生分任之，又不仅民事而已。《志》言：“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镖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金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府县学生则以贡人太学。《志》又言：“贡生人监，初由生员选择，既命各学岁贡一人，故谓之岁贡。其例亦屡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差，二十五年，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此皆举洪武年事，见太祖于学校定为造就人才之正路。各布政司以金事为提学官。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每试录取生员，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应科举者亦必出自学校，是为学校与科举合一。此终明之世皆然。惟国子监生之不足取重于世，则太祖置学校之本意失矣。

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据《志》所言，代古人语气而用排偶者，谓之八股；其它通谓之制义。则制义不尽用八股体，但仿宋经义，则其本指耳。洪武三年，始设科举，所取之士，宠遇甚厚，乃未几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遂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盖太祖时初未以科举为取士一定之法，其曰后为永制者，乃太祖以后之迁流也。本由唐、宋历代所行，明代专用经义为试文之体，实由重视宋儒之讲学，欲得如朱、陆大儒之师法，以矫古科目专尚词赋之弊。在太祖犹为可行可止，常与学校、荐举相参，决不专任科目也。然自专重科目之后，并学校之课程亦集中于八股，提学所以试士者皆以八股文为殿最，则科目固不足尽得士之用，学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此决非明祖所及料。惟遍设学校实始于明。若后世学校之制，参用明祖之意，教以实用之学，使学校不为虚设，而取士则仍凭考试，不以学校之绩分为准，所重视者在考试，而学校中求得之机械式文凭，自无所用之矣。至明科举制中，举人、进士、翰林之名目，乡、会试之年分，典试、同考之派遣，厘正文体，防杜关节，一切事实，在科举废后，已非必需之知识，专门求之，以订史实，此行有余力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