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第12/14页）

铨选之法，在太祖时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贤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贤且才者而后用之；既用之后，发觉其非贤或恃才作弊者，诛戮不少贷，法在必行，无情可循。《史·志》以铨选为选举之一端，直是后来逐渐设立，太祖时破除资格，略无铨选成法可言。《志》言：“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为太祖时一种选法，不过回避本籍而已。始以南北相避，继则仅避本省，不限南北，学官则并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

此为太祖时又一种选法，以毋拘资格为前提，内而侍郎，外而监司，俱可由选人径得之。其选人则出自进士、监生及荐举三种：进士即科举所得；监生即学校所造成，若今之毕业生；荐举，则凡官皆为举人者，惟滥举则连坐。绐事为谏官，分六科，谓之科臣；御史为言官，分各道，谓之道臣。谏官得封驳诏敕，直规君上之失；言官得参论中外，不避贵近之尊。此等清贵之职，亦使初授之选人居半，定为选额，又不比侍郎监司之不为额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资格至于如此。其所以不开幸门，反能整肃官方者，当时士大夫并不因得官之易而敢于奔竞，止有招之不来之患。是何也？一有不称职，辄遭诛戮，自揣未可侥幸，即避之恐后。此当于全史中理会之，备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为一代之制。然于律外又特定《大诰》。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诰》，其目十条，第十条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次年复作《续编》、《三编》。《刑法志》：“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断指，明祖又诛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诰》，定为专条，后有似夏、姚、王诸人者，皆诛死籍没。盖既被荐举，即不许遁免，可知时无奔竞之风矣。

太祖时，士大夫初以声绩著，而后不免因事诛死者，就《列传》所载，其人已夥，专辑之可成一宗类案。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亦每有发为忠言，触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鲁以辟佛，命武士淬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亦以此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叶伯巨以言诸王分封太侈，死狱中；王朴以与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如此之类亦多。

洪武中有大狱四：胡惟庸以宰相谋叛，诛之宜也，而连引至数万人；蓝玉恃功骄纵，已不当与谋反同论，死者又数万人，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别有用意；其余两案，一为郭桓案，以惩贪墨，死者亦数万人，既而知审刑官希指牵引，又论审刑官极刑；又有空印案，迹近作弊，坐死者又极众。此两案皆为惩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惨，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此案《本纪》未载，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志》以此事为洪武十五年，非也。《方征传》，征以论空印事贬沁阳驿丞，其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则其贬驿丞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则又在其前。又方孝孺《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谪，逾年释归。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于京师。则是九年事也。又《郑士利传》，士利上书讼空印之冤，乃因星变求言。星变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闰九月，皆为空印案在九年之证。《郑士利传》：“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金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丞相之官亦废于十三年，案发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证非十五年。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县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恨？’遂人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据士利言杀我生数百人，则坐死之主印长官数百人，其佐贰又数倍之，则亦必有受杖戍边者数千人矣。”